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将城市层面实施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2)平行趋势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效应不存在时滞；(3)异质性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大规模企业、非出口企业、非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中西部和沿海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成本从而深化进口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三审合一”改革，可以为中国进口贸易的提质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位居世界50名以后，而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则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制度与贸易的经典文献不符。本文从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制度视角对上述背离进行了审视。基于专利司法保护和专利行政保护数据，本文发现行政保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足的条件下发挥了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存在一定的协调不足问题。从影响机制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自主创新路径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有效回答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背离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结构性特征及其贸易效应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上市服务企业出口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发展服务出口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选择及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选择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该研究拓展并丰富了中国服务企业出口方面的研究,对服务企业出口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具有启示性意义。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出口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微观机制。基于理论假设，笔者使用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变系数模型检验并比较研究了“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技术复杂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著为正，前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后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差异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1982-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全球93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93个国家200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粮食安全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粮食安全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并对粮食安全的供给支柱、获取支柱、稳定支柱、利用支柱均发挥显著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产品市场开放度、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粮食安全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及其四大支柱的影响程度均超过高等收入国家。对此，提出加速构筑新发展格局、实施贸易救济常态化举措、聚焦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提供理论与实践引导。     

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本文针对近期中国出口波动幅度增加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出现"过度反应"的事实,利用中国对5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出口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变量,研究了外部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波动的数量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从数量关系上来看,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的量级在短期内要远远大于传统上所考虑的供给、需求以及汇率因素所产生的影响;(2)使用灾难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明,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因果关系;(3)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这些发现意味着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经济环境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之选,而企业要着力对未来的需求形成科学有效的预判,以期对冲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吗?——基于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作为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传导部门,其行为更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230家中国商业银行2005-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技术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在考虑内生性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相对于大规模、高资本充足率和国有银行而言,中小型、低资本充足率和非国有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所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表内流动性创造水平,但对表外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4)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增大银行经营风险、提高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和降低储户预期三条途径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5)分地区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西部地区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