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FDI与农民增收

本文利用1997-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了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在通过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因区域差异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对农户的收入增长效应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呈现倒U型变化,全国和中部地区呈U型变化,西部地区呈横S型变化。为了促进农民增收,本文的对策建议为: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外资的规模和利用率;坚持“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     

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逐渐加快,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但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依然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其对农业经济贡献程度具有很大不同。论文通过采用27个主要农业省市2010～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息化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并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不同地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信息化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信息化水平差异。因此,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应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差异性选择不同对策指导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本文主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利用西部地区84个城市2000一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改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内交通使用程度、区域间通达性的政策建议。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增长——基于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人口的增长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经济的发展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了我国的31个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GDP这两个指标,并且考虑到对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影响的两个指标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教育事业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选取了从1995年到2007年一共13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解释和分析。     

银行信贷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研究

选取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Panel-IV),从规模和结构维度分析我国银行信贷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性差异。结果表明：信贷规模对三大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东、中部地区信贷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西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信贷的期限结构、主体结构、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对三大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银行业,以银行业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在未来的几年实施差异化和结构化的信贷政策,可以改善信贷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果。     

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1978~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省市划分区域的统计口径进行划分,采用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方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从我国整体而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各地区之间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西部的贡献水平依次递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建立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关系受到一系列东道国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从区域交通发展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5年中国2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作用因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的区间效应,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突破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变强。此外,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后发现,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强度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从而提升二者正向关系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居中。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动态性视角,运用系统性广义矩估计方法,构建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理论模型,依据2000-2013 年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量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存在规模效应,北方地区规模效应明显强于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正由规模经济向规模不经济转变.鉴此,应转变农业基础设施重点区域投向与农业基础设施的项目投向,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政府对教育、能源、通讯和环保的公共投资更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各项公共投资对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东部地区能源投资最显著,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于科技和通讯投资,西部地区更侧重于教育和政府的绿色公共投资。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中国省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差异。对总体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控制了内生性、替换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旧非常显著。时间维度上,基于移动截面回归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随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空间维度上,基于分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呈现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的局面,也暗示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城际高铁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城际高铁开通对公司产品质量保证动机产生的外生变化来考察其如何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高铁开通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量,不仅可以降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促使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削弱了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借助高铁开通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列发生的特征,构建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约3.51%。研究发现,交易量提高是高铁开通减少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和产品质量保证需求较低的公司,高铁开通导致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更多。本文研究为商业信用供给的产品质量保证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及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8年我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渠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的地方政府债务能够促进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随模型设定、代理变量、估计方法更改而发生变化。(2)从时间维度上看,基础设施的服务期限较长,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间累加,即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3)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际间存在市场分割,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溢出效应省内强于省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发达区域。(4)机制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具有正外部性,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提升区域内互联性,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应同时考量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差异;此外,制定地方债务相关政策时应在稳增长(同时考虑本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新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灰色分析

农业是新疆地区的经济基础,农业经济发展是新疆"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新疆农业经济的前提条件。因此,正确认识不同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促进新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分析了新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结果表明新疆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水利、水电、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的关联度较高,其中水利设施投资和交通运输投资的关联度是最高。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高铁开通为背景研究了经济地理重构对工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会通过竞争逃避效应、创新溢出(虹吸)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从企业和城市—行业层面变量影响当地企业创新水平。通过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空间维度的“U型”曲线关系,距离创新中心相对更远的企业受到正向影响更大。行业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接近技术前沿和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获得更大正向效应。本文揭示了高铁建设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体系的一种微观机制。     

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放入到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定,来判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以及这个"挤出效应"是否阻碍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地方政府举债影响工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了地方政府举债影响工业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两者呈正向相关的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模型,采用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债务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工业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举债对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土地的绝对垄断来经营城市,利用土地抵押融资来大规模举债,并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吸引投资,促进工业经济增长;(2)地方政府举债对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了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邻近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很难起到推动作用.     

我国区域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采用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模型,考察了1985～2006年间我国的区域资本流动性,发现我国的区域资本流动性是不断增强的。然后,从区域资本流动的方向、区域资本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两个方面考察了区域资本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资本流动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How Do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Promoting Growth or Improving Distributio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nvolved deep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Using data from countries who have joined the “Belt and Roa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ff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Findings show tha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per capita output growth while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eterogeneous; such construction can substantially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in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identif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as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支农有效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效果评价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调配合是当前国家支农和减贫的重要政策创新之一。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自2009年起在全国部分省区进行了多轮试点,是一项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的重要举措。基于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本研究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否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要素投入、地方支农财政支出、地方金融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等变量后,涉农贷款奖励政策显著激励了各地区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用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支农确实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检验证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且由于地方财政分担比例不同等原因导致涉农贷款奖励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奖励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优化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方式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本研究表明应继续推进财政引导金融支农的政策,为振兴乡村战略提供更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