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控制链、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利用2002—2003年我国A股市场数据,从上市公司至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链①的视角,考察了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其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制链越长,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就越严重。研究发现,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结构所产生的代理冲突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聘请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审计;而聘请"四大",能够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减缓公司的代理冲突。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外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     

两类代理成本、债务治理及其可观测绩效的研究——来自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改进国内学者对债务治理效应实证研究不足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02家公司2004—2006年三年数据共306个观测值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中小上市公司债务对显性代理成本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表明债务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治理效应),而对隐性代理成本却无抑制作用或者抑制作用不显著,因此,无法形成债务治理可观测的债务治理财务绩效;(2)短期负债主要抑制显性代理成本,而长期负债主要抑制隐性代理成本。我国中小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极其不平衡是债务治理整体效应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3)虽然我国中小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难以形成其可观测的财务绩效,但由于财务杠杆效应的原因,存在可观测的债务综合财务绩效。     

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

本文基于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考察了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U型曲线关系,而与外部审计需求成倒U型曲线关系。即:代理成本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市场价值。我们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和2002年的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支持,本文分析还表明,债务融资与外部审计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具有相互替代性。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研究

由于现在上市公司存在两权分离的状况,企业持有自由现金流量会产生一定的代理成本问题.为了抑制其产生的代理成本,本文在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出发,选取我国深沪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的关系,希望通过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合理控制自由现金流量,从而降低其代理成本.     

家族企业特征、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16－2020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我国家族企业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在最高管理团队中的比例和家族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比例越高,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且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家族成员在监事会中比例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代理成本在其中也发挥中介效应。本文为家族企业的治理以及审计师确定审计收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监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所有权结构作为公司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审计需求和审计供给两个方面对所有权结构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从审计的需求方来说,当第一大股东壕沟防御效应越强时越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减少代理成本;从审计的供给方来说,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较少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即当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时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很大。但相对非四大来说,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审计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内部控制对企业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能抑制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更能抑制代理成本和提高代理效率,在控制了内生性的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发现,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对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更明显。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控制策略——基于现金股利分配机制的实证研究

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作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监管层面和投资者的重视,现金股利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资源来降低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代理成本问题。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我国现金股利分配现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控制与现金股利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为解释代理成本的抑制措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紧箍咒"还是"庇护伞"?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上市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借助中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是纵容代理成本的"庇护伞",即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代理成本越高,社会信任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检验二者传导机制,发现经理人的职业忧虑在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最终控制人性质、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审计行业专业性具有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考虑最终控制人性质因素后,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行业专业性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结合考虑两权分离度因素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行业专业性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随着两权分离度的提高而增强,但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相关性并不明显。     

货币政策、负债融资与股权代理成本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研究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结合考虑公司产权性质,研究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负债融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融资在紧缩货币政策下能有效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但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负债融资抑制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在这些公司上较差;同时,短期负债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好于长期负债。因此,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公司应调整融资结构,适当提高负债融资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融资的比例,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     

会计稳健性或高管股权激励——不同代理冲突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会计稳健性和高管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代理冲突程度高低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低代理冲突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在高代理冲突样本组中,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不显著。研究显示出,在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必须考虑代理冲突的严重程度。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

以2008—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现金股利政策对两类代理成本作用效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两类代理成本均越低,体现了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引入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扩大,两类代理成本进一步降低,验证了董责险的外部监督假说,并在实证层面为上市公司治理提供经验数据和借鉴。     

创业板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类型会影响公司效率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以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两类代理成本纳入研究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横向跨度均显著降低了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了上市公司效率,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和横向跨度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大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结合创业板实际,从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对公司治理实施支撑行为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问题分析

股权代理成本的存在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同时,由于我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股权代理成本须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监督和外部约束两方面对如何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问题分析

股权代理成本的存在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同时,由于我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股权代理成本须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监督和外部约束两方面对如何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提出相关建议。     

湖南上市公司债务治理、代理成本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债务治理可以抑制代理成本,形成治理效应,但治理效应形成可观测的治理绩效以及最终形成可观测的债务综合绩效取决于治理效应传递机制是否有效.经过对湖南上市公司2003～2006年共152个观测值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湖南上市公司负债程度与债务治理效应(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之间呈倒U型相关,与债务治理绩效无显著相关,而与债务综合绩效呈U型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湖南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传递机制有效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