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市场变数加大,中国中小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政府及有关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企业绩效提升,而代理成本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基于股权性质和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效应,进一步探索发现,融资约束对中西部及国有中小企业绩效并无显著性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全流通时代下股权激励有效性分析——基于公司绩效的视角

2005年4月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我国资本市场的所有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上市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成为现实可能,故对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选取2009-2011年间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沪深股市发行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励股总数比例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越有益于降低代理成本;高管人员所授予激励股占当期总激励权益总额的比例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除了股权激励水平外,企业规模的适度扩大也有益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降低企业价值。上述研究可为提高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全流通时代下股权激励有效性分析——基于公司绩效的视角

2005年4月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我国资本市场的所有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上市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成为现实可能,故对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选取2009-2011年间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沪深股市发行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励股总数比例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越有益于降低代理成本;高管人员所授予激励股占当期总激励权益总额的比例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除了股权激励水平外,企业规模的适度扩大也有益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降低企业价值。上述研究可为提高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契约论视阈下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研究

以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契约理论,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公司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并不能对管理层发挥很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不能显著地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也没有提高公司绩效,即公司债务融资契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治理效应。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中小板上市公司银行债权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根据期限结构对银行债权进行划分,探讨其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自由现金流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长期债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相对于短期债权较弱;银行债权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作用,尤其是短期债权的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债权并未起到约束企业自由现金流的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提高环境标准以推进企业低碳环保转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中,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但是否同样适用于尚处在转轨期的新型中国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2013年开始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当碳市场的流动性程度越高,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当企业所承受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企业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更高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相对降低。综上,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市场激励的角度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政策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可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能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FDI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FDI的结合明显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因此,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减弱代理问题,因此考察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应该首先直接考察它能否缓解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然后才是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利用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两个层面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抑制投资不足行为,却加剧了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由此而带来的以ROA衡量的公司绩效改善也并不显著,这从两个层面说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会计稳健性或高管股权激励——不同代理冲突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会计稳健性和高管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代理冲突程度高低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低代理冲突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在高代理冲突样本组中,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不显著。研究显示出,在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必须考虑代理冲突的严重程度。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ESG表现

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并且主要通过促进公司绿色创新、培育公司伦理文化和增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这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压力抵制型和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而压力敏感型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反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甚至不发挥作用；公司ESG表现提升会降低公司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和未来绩效。     

政府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2010—2015年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利用门槛效应面板模型研究政府行政成本对政府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行政成本过低会制约政府绩效的提升,当处于58.69~64.78的合理区间时,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间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行政成本的增加,政府绩效会上升.而当超过第二门槛值64.78时,政府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随着行政成本扩大至第三门槛值70.21时,行政成本对政府绩效提升的负向作用达到最大.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我国重要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在提升地区碳绩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0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我国的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解析碳交易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碳绩效,并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量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减少碳排放量,但是技术创新对降低碳排放量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应当对各区域碳配额进行协调管理,并且严格控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占比。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的研究综述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目前,相关研究结论仍存在着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有刺激效应;少数学者则认为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还有的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环境规制及其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差异,完善制度设计是环境规制发挥激励作用的关键.进一步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科学量化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构建更为合理的关系模型.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市场化进程、控制权转让与公司绩效——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与Heckman两阶段分析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及Heckman两阶段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异质实际控制人转变之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状况。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高时,国有转民营的上市公司会表现出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的提高。国有转民营能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进而降低非生产性支出,从而使公司绩效的改善作用得以发挥;民营转国有则由于产权暂时变动对代理成本增加的抑制,公司绩效变化不显著;而在市场化进程较低时,民营转国有的上市公司则表现为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的提高,国有转民营由于政治联系这种非正式机制对融资约束和政府干预的缓解作用也表现为公司绩效的提高。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增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大量环境问题,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使得环境污染无法依靠企业及个人自主解决,因此,需要由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工具将产生环境的服从成本和违规成本,导致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面临环境保护提升与企业绩效下降的矛盾性困境。在环境成本提高的拉动与推动效应下,企业必将选择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行为,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