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从市场准入门槛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视角探究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双重制度嵌入中，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关联嵌入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可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更显著；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更显著，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与之相反。据此，应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研判东道国并购环境，降低跨境并购活动阻力；构筑育人引人机制，提高并购成功率，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及创新质量提升赋能。     

技术跨越过程中本土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演化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分析

后发追赶背景下， 解决创新资源和能力不足和快速提升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关键。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 构建组织搜索和企业知识存量、能力重构、创新能力提升三大子系统， 对本土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演化机理与技术跨越实现路径进行仿真分析， 研究表明： （1） 从企业创新能力演化的过程看， 创新能力成长要经历“知识积累——能力重构——创新能力提升” 的逻辑路径； （2）从企业创新能力演化的路径特征看， 技术跨越的实现是基于能力积累的连续追赶路径与基于能力平台跃迁的跨越式追赶路径的结合； （3） 从企业创新能力演化的动力来看， 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是基于自组织适应性演化的结果， 也是企业主动性学习及变革的结果。本研究为企业创新和追赶提供理论指导， 为快速实现技术跨越提供政策建议。     

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规律研究——以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为例

新企业在创建、存活和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支持,嵌入产业网络获得产业链分工协作收益。创业网络是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有机统一体,创业成长过程同时也是对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双重嵌入的过程。基于创业网络中信任关系从情感性信任到认知性信任再到复合信任的演进,新创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性关系演化呈现出以下规律性:一是由社会网络嵌入向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双重嵌入演化;二是由"交易性嵌入"方式向"关系性嵌入"方式演化;三是由双重网络分离式嵌入向叠加式嵌入演化。新创企业双重网络嵌入演化对创业成长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会形成"创业网络经营成本",政府需要对此加以重视。     

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与实证分析

本文有效整合社会网络、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以知识获取为中间变量,构建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探究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影响企业外部知识获取并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微观机理,并通过长三角地区270家本土企业的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企业通过对组织网络的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外部知识的获取效应,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试图为本土企业如何通过网络嵌入提高知识获取能力以及创新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全球价值链嵌入、 产业集聚与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并进一步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 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产业集聚程度的加深， 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分别起促进和阻碍作用； 二者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相互加强的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在资源配置方面。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引导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加强技术引进和吸收、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创新提供了支持。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网络重构研究

我国产业发展近些年出现了与国际上相似的“集群化”趋势，集群中的很多企业依托产业集群的网络平台，纷纷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并取得了成功，但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针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核心来源的“四大区域网络”及其重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内容有：1、以“产业链”嵌入与延伸为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为目标，以产业整合为手段的区域产业网络重构；2、以改善产业集群发展中相对“固化”甚至“锁定”的制度创新模式和构建有利于集群关键共用技术开发利用的技术创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创新网络重构；3、以启动集群内企业信息化工程、发展“网上超市”和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虚拟网络重构；4、为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对基于解决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融资难为目的的区域融资网络重构。     

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统计和影响因素

为了全面把握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趋势与特征， 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自1997 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局公布公告的全部有效专利申请信息， 识别绿色专利， 揭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变化趋势、 时空分布、 行业选择、 技术领域、 创新主体和创新质量。 在此基础上， 通过省区面板数据， 利用计量回归分析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 并考察其异质性影响。 结果发现， 中国绿色创新在过去十年规模上升10 倍有余， 但创新方向并未明显转向绿色化， 质量在2015 年以前也未提升。 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替代能源生产、 储能、 交通、 废弃物管理等领域， 覆盖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全部二位数行业， 集中分布在东、 中部地区， 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 中国绿色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是经济增长、 研发投入和 “十一五” 以来的政策引导； 其中政策因素在促进绿色转向和质量提升方面作用最为突出。 资本深化、 国有资产、FDI 主要起阻碍作用； 教育水平和技术市场发展并未很好地转化为绿色创新能力； 西部地区对东、 中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 物价水平、 进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为构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工作。 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 需要综合并协调环境政策、 科技政策、区位政策的作用。     

关系嵌入、知识整合能力与惯例更新——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激发创新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而组织惯例更新则是其中的重要先导因素。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探讨关系嵌入对惯例更新的影响，讨论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关系嵌入的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正向影响惯例更新；知识整合能力在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与惯例更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型企业文化在信任、信息共享与知识整合能力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管理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立足市场参与主体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视角,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具有正向积极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开拓服务边界、丰富贸易形式、改善供需连接和指引创新方向,可通过市场参与主体创新行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产生影响。进一步验证影响机制得出,市场参与主体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助于驱动市场参与主体优化创新结构,继而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间接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据此,应从畅通国际合作通道、加强外资高技术产业关联度、建立高技术产业创新人才培育体系方面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提高。     

基于主体属性差异的生产性服务网络形成及双重结构

在企业的知识联结和生产联结的演化过程,基于嵌入型知识的知识联结,外部化为生产性服务网络,而构成网络的主体属性和关系联结,决定了生产性服务网络形成的理论机制。其中,一部分形成追求规模化经济的关系嵌入型生产性服务网络,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联结得以剥离企业;一部分形成追求专业化经济的结构嵌入型生产性服务网络,以提升知识创新(服务)效率。而生产性服务在与制造业价值链共同演化过程中,因网络中主体属性的差异和联结性质的不同,形成了FDI生产性服务网络与本地生产性服务网络的双重结构。该结构的形成阻碍了网络间知识扩散和学习效应的实现,这是导致在FDI服务业投资增长迅速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本文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发展路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相比于未认定的企业，通过认定政策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享受税收优惠，其对认定企业生产率和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大；(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生产率和绩效提升；(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增加企业外部融资和创新人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制定和完善精准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本地化创新能力、区域创新高地与产业地理梯度演化路径

创新的本地化集聚已成为当前全球创新活动的典型特征。本文以地区的本地化创新能力为切入点，对企业研发选址的动态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并探讨了企业创新集聚以及产业地理格局的演化路径，揭示出企业研发选址的决策依据是企业自身技术需求与各地区本地化创新能力的匹配程度。研究发现：本地化创新能力已成为创新经济中企业研发选址的重要区位因素，能持续吸引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进入；在产业关联方面，高技术行业的前后向产业关联均会显著强化本地化创新能力的引力作用；从区域一体化视角看，区域内各城市不同的禀赋优势导致不同的技术密集度行业呈现梯度式集聚的现象。据此，本文认为，当经济进入以高技术行业占比持续上升为标志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后，地区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是推进并强化其本地化创新能力，以区域为单位建设各区域创新高地。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大高层次研发型人才培养规模，持续优化人才专业结构，支持高校与企业研发多元化融合建设，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专业；进一步扩大区域创新高地的建设范围和规模，加快推进国际科技中心建设；以创新高地为核心，有序推进产业地理梯度发展，深化区域优势互补发展战略。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网络嵌入、FDI主导型集群与本土企业发展——以苏州地区自行车集群为例

近些年来,伴随着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其能否促进东道国企业的发展,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苏州地区的昆山和太仓陆渡镇的FDI主导型自行车集群及其演变．认为在传统产业的集群中。初期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嵌入于不同的网络结构而形成的二元性网络．以及网络嵌入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将使得外资集群出现“飞地”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网络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外资网络有可能与当地企业网络逐渐融合,从而使得技术溢出的可能性增加。而地方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动员者,能够重塑当地的产业社群网络,以及充当外资和本土网络间的“中介人”,促进外资与当地网络的融合,从而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     

区域创新对能源结构的异质性边际效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为例

创新驱动能源结构优化是资源密集型地区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地区创新能力对能源结构边际效应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创新能力在优化能源结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能源结构较为低级，且呈现出“高→低→高”的时间变化趋势，经济带两端地区的能源结构层级高于中间地区；各地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各地区的创新能力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区域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反向驱动效应；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随着创新能力跨越各门槛值，其驱动能力呈现出“反向驱动→强正向驱动→弱正向驱动”的态势。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低碳型产业创新网络的构建——来自黑龙江庆华新能源战略产业园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碳排量控制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压力下,大力推进低碳产业发展、抢占低碳经济发展制高点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战略中的重点。文章从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以生态、低碳理念为指导,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生态效率、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为目的,构建低碳型产业创新网络。并以黑龙江庆华新能源战略产业园为例,对低碳型产业创新网络的构建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向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和扩散,带动中低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本文从知识生产函数角度,构建了一个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模型,提出了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根据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的变化,创新驱动发展可分为嵌入驱动、协同驱动、融合驱动和逆向驱动四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循环过程,不同阶段的高、中低技术产业发展表现为"收敛"、"融合"、"锁定"、"发散"或"挤出"等不同趋势。干中学、研发和知识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知识产权、FDI和企业规模等外部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中低技术产业增长向高技术产业收敛或发散的过程。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嵌入驱动阶段,驱动效果显著,高技术与中低技术产业间呈现"收敛式"发展态势。其中,知识溢出、研发、干中学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要素,FDI和企业规模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高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也需要在创新驱动和FDI、企业规模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