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城市群视角下的城市文化传播与再生产

立足于当前国际与国内的城市群文化传播与生产现象,从宏观角度揭示出城市群内文化的传播与城市群的文化生产规律。城市群内的文化传播主要受到城市传播媒介、信息流动与媒介素养因素影响,并依靠这些因素使市民完成对城市共同体的想象,同时借助城市群文化的生产,让市民进一步对自身身份产生认同。对世界级城市群中城市文化传播与再生产规律把握,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做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

<正>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目前已经转入了经济中高速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持续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是国家层面的重要课题。中央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战略已经有了整体规划,北京市的首都功能定位也已经确定,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     

天津: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应对首都功能问题的研究

正据财新网报道,今年2月25、26两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后对北京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五点要求。其中前两点要求都是关于北京的首都功能事宜:一是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二是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习近平主席对北京的发展和管理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对北京,也是对京津冀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和河北省提出     

京津冀与东北亚地区人文交流深化发展路径研究

在与东北亚地区城市外交发展中,京津冀具有外事资源丰富、友城发展成果丰硕、文化交流合作频繁、国际化程度高等良好基础。但也存在统筹规划与事务管理的分散化、友城关系缺乏实质进展、交流形式与内容单一等不足。由于人文领域的交流途径和手段灵活、方式多样,在协助政府的对外交往以及促进民间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议可以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加深友城交流合作、统筹规划布局等方面,探索以京津冀城市为依托,深化与东北亚地区人文交流的发展路径。     

抓住核心关键问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讲话把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既是解决北京城市病和区域环境问题、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我国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时期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优势互补、打造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级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需要。回顾京津冀区域合作历程,从1986年天津市提出建立环渤海区域合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研究——基于新古典超边际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人均产值低、城市间发展差距大等制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忽视。化解当前难题需要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与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偏好、城市群交易效率的关系。新古典超边际分析理论从分工视角、以超边际分析模型为手段为城市如何选择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指明道路。集聚模式影响城市群交易效率，进而影响宏观分工水平；反之，交易效率的改进能够提高城市群绩效，推动能够体现微观主体偏好的集聚模式变迁。在城市群分工深化、广化过程中，城市通过将宏观效率与微观意愿结合的方式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大城市“行星环”辐射作用，构建城市群功能互补的“拼图式”格局，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的理念转型和经验拓展(笔谈)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是落实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战略板块。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我国城市群的研究不断升温,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各种不同的评价与争议也此起彼伏,究竟该怎样客观评价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如何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对症下药,为此本刊邀请三位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司劲松博士结合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经验和过程,指出我国中央政府在城市群规划中的作用是合适和到位的,认为今后应继续做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引导市场活力和城镇化内在规律充分发挥,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刘新静博士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人口调控方面,提出从国家战略角度建立京津冀区域人口协同发展顶层规划、采用多元方法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以疏散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为手段促进人口分流以及挖掘京津冀吸纳外来人口的潜力等举措,以重构京津冀人口地理和结构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矛盾与问题。刘士林教授认为,影响我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群",其根源在于"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方式。战略研究和宏观治理如何从"就经济论经济"的模式中超越出来,学会并善于运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发展和治理问题,应成为认识和探讨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和结构治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共识。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关键也在于学会"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实现以"文化型城市群"带动城市群和区域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构筑环渤海区域发展的核心区、示范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形成新的开放门户。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区域发展落差较大、商业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区域扩散仍处初级阶段及生态环境非常严峻等挑战,推进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应当清醒面对。要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目标,做好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建立健全区域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体两翼”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模式分析

以京津唐保“四核”城市为主体的京津冀城市群在京石、京秦和京津等交通线的影响下呈现轴向延伸和扇形扩张的发展趋势．但是京津冀之间的不对称经济联系以及行政等级的差别约束了该区域经济的合理发展。京津冀经济发展一体化具有悠远的历史基础和地缘优势．依托京津冀之间的资源互补以及便利的交通网络,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主导应该是京石和京秦铁路两条发展轴包围起来的环渤海扇形地域。为此要多角度考虑协调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策：将保定和唐山独立出来设立直辖市分担京津职能并协调京一津一保一唐的发展：规划多梯度的经济格局并强化城市间的联系：构建大北京辐射下京津冀双环掌状网络发展模式。从制度设计和经济联系双方面保障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两翼”发展模式。     

京津冀区域创新差异多尺度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区域创新发展新版图的重大战略抉择。雄安新区战略也为京津冀区域的可持续性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运用标准差指数、变差系数、泰尔系数和集中度指数,在省域(北京、天津、河北)、轴域城市群(京津发展轴、京保石发展轴、京秦唐发展轴)和市域(河北省11个地级市)定量分析多空间尺度下京津冀区域创新差异,并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因子分析。研究表明,在省域、轴域城市群和市域下京津冀区域创新差异明显,创新集聚存在区域空间集聚效应,且创新差异依次减小,但是影响不同空间尺度京津冀区域创新差异原因不存在一致性,因此促进不同空间尺度下京津冀区域创新发展需要多层次、多样化政策支持。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现状分析

北京被国家赋予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总结和分析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对新时期背景下地北京地区规划和建设有着较为明显的实践指导作用。研究得出，北京市高技术产业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从全国来看，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地位有下降趋势，存在资源优势不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

文章将跨国文化传播纳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局部均衡分析法阐述了跨国文化传播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逻辑,并深入分析跨国文化传播影响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而以友好城市作为我国跨国文化传播的代理变量,使用PSM-DID模型、SUR模型、TE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文化传播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且这一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贸易产品差异性、洲际差异性及时滞性特征。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以友好城市表征的跨国文化传播通过信任塑造机制所形成的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市场拓展产生的文化差异倒逼机制,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水平。该研究可为推动中华文化的跨国传播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协同治理是跨越单一主体边界的治理活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有效利用了先决条件,确立了协同驱动因素与主体衔接机制,构建了职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了中央政府主导的横向合作的协作过程。同时,也存在着如下问题:协同组织的结构性效能发挥有限;协同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协同形式的多样性不够;协同主体致力于协同的主动性不足;协同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有所欠缺。为推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推进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优化协同环境;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突出协同治理特色;优化协同结构,强化整体功能;创新协同形式,提高协同效率。     

创意旅游与北京城市发展互动机制研究

本文探究创意旅游对北京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变化的历史数据、自然要素、区域特征及其社会经济要素进行数据统计和相关分析,在时空维度层面,依托北京城市特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通过针对游客参与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研究,构建特别的＂旅游空间＂,探索不同功能类型的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模式,探索北京经济型旅游业向文化型旅游业转型之路,进而实现北京城市功能转型之路,并形成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产品创新管理”研究的必要性探讨

文章首先从科技进步、产品附加值和跨国公司冲击三个方面阐述了产品创新面临的宏观背景,接着通过分析产品创新环境的巨大转变、产品创新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升级和深化产品创新管理研究的必要性,最后指出了产品创新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动力机制研究

文化是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时间上表现出动态演进性,其动力机制也经历了由一元化、二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文化作为一种资本,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型之中,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要素之一,但是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双向的过程。城市文化通过引领城市转型,提升城镇化质量;形成文化生产力,增加城镇经济张力;彰显人文精神,促进人口城镇化发展;培育文化生态,推动城镇文明发展;塑造软实力,加速城镇现代化进程等来驱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当前,提升城市文化动力,应从五个方面着手: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城市文化管理体制;建设文化市场,完善城市文化经营机制;加强文化交融,促进城市文化传承创新;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适宜环境,推动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基于专利分析的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通过检索并分析全球稀土永磁材料相关专利，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成为第一大专利申请国。目前中国在烧结磁体的处理工艺和提升矫顽力、降低成本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整体存在企业研发能力薄弱、原始积累不足、专利布局能力不强以及专利价值亟待提升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了技术创新与专利布局同步发力、发挥产业集聚协同优势以及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等建议，为保障中国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度与对策研究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环节建设,对于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整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根据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评估与分析得到的结论证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正处于由国内中心金融到区域(APEC)金融中心转变的阶段。上海的区位优势明显,但是金融集聚优势不明显,制度与政策的限制重重,导致国内金融机构缺乏国际竞争力,金融业务创新原动力不足。若不在这个关键环节着力改善,将阻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程。     

城市创新力与人口发展协调性的考量研究——基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大城市的多维指标比较

在创新已成为核心竞争能力的当下,人口要素在城市创新力提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深入诠释人口对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以人口发展潜力对城市创新力的支撑作用为核心评价依据,建构人口视角下的城市创新力分析框架,从人口的发展、经济及创新潜力等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大城市各指标的比较,分析四个城市保持创新力的优势和劣势,为不断增进人口与城市经济、产业、科技等要素创新发展的协调性提出思路启示。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北京市属科研院所人才工作思路研究——以北科院为例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首次把科技创新中心确定为首都的四大核心功能之一。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北京的使命,也是北京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人才,为此,作为北京市属科研院所必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服务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通过对北京市属最大的综合性科研机构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其人才工作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挑战,结合科创中心建设的人才需求,从高端人才引进、青年人才培养与激励等薄弱方面入手,提出包含共性与个性特征的人才工作应对思路,为其他北京市属科研院所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