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对中国工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验证了这种积极效应。并且,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在我国工业各行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出更快地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去的趋势,在这些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也更显著。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102个主要国家的SITC五位码贸易数据计算了我国2001—2009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ESI),以此衡量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资本密集度和高技术资本密集度也可以显著提高价值链地位,但经济自由度、研发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与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行业相比,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在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中更为显著;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一作用并不明显。     

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面板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利用Hausmann(2007)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方法,对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较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新产品研发两条路径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本文结论对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行业应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转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规模生产——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制造业开始面临新的环境和变革。上海电气(集团)总裁马新生在“振兴装备制造业论坛”中曾谈到,上海制造业将面临“缺乏核心技术,跨国公司大举入侵”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马总裁认为,应通过劳动密集型积累的资本,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再依据雄厚的资本,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模型,构建了一个综合反映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的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分析框架。在剖析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不同演进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测算价值链地位指数、增值能力指数和价值链获利能力指数,刻画了1995—2011年中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嵌入位置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中技术、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分别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中国制造业的行业技术水平与增值能力负相关,嵌入在低增值环节是导致中高技术行业增值能力弱的关键因素: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开始呈现嵌入位置攀升带动增值能力优势增强的积极态势:而中高技术行业则面临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同时下滑带来的边缘化风险。增值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升级要素结构、培育技术优势,以提升嵌入位置为抓手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是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新H—O理论视角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研究

本文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四位数表进行计算,2006年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50%,初步进入了产业内贸易为主的阶段.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我国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明显带有新H-O理论的特征.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质量的差异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质量的差异产品.经验分析说明,产品差异性对我国产业内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发展产业内贸易的政策建议,希望更好地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测度

传统贸易成本的估计采用缺乏微观基础且基于对称性假设的理论模型,本文利用克服以上缺点的模型,估计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制造业各产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7—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在制造业各产业上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逐年下降趋势,在制造业所有的产业中,高技术型制成品贸易成本最低,下降幅度最大。在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成本低于欧美国家。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鸿沟,高技术产业仍处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因此,国家亟待调整和出台国际贸易及相关支持政策,引导、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加快升级,减少贸易成本。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心化效应研究

本文在探讨制造业OFDI的“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两类空心化效应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资本要素的动态制造业空心化模型,并结合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OFDI规模的过快扩张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缩减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制造业资本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制造业资本一劳动比下降,进而出现“离制造化”现象;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OFDI的资本挤出更明显;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单一且更为要素密集型,OFDI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削弱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离制造化”现象;金融危机之后,因产能输出的需要,中国制造业OFDI增速加快,资本净流入对国内制造业资本形成促进作用减弱。最后,本文就如何防范制造业“空心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     

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

本文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等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在这外基础上概括出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和有双重劣势的行业,国际比较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使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     

制造业产品质量需求测度及行业质量供需结构研究

在产品质量供需结构错位的背景下, 本文采用质量内生决定模型, 基于2015～2017 年制造业进口商品贸易指数的月度数据, 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层面的产品质量需求, 并对其质量供需结构进行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 整体层面, 消费者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品质量需求分别呈现“正U型” 和“倒U型” 结构, 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动, 整体趋势稳定增长。行业层面, 消费者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呈多层级, 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一般、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高。企业质量供给能力整体落后于质量需求, 仅4个行业处于低水平供需平衡, 存在较大的进口依赖性。     

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当代的国际分工正由垂直型分工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问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格局。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并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外贸格局应走出比较优势的误区

各个国家依据比较成本理论和资源禀赋学说加入国际分工，就形成了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国家则有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与之相反。我国目前的外贸结构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的格局。     

产品架构与功能架构的双重嵌入——本土制造业突破GVC低端锁定的攀升途径

借助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制造业的重要途径,但单纯基于功能视角的价值链延伸难以突破"低端锁定"。本文基于产品分工和功能分工的双重视角对GVC的价值模块进行解析,认为在价值模块的动态调整过程中,产品架构对于本土企业的GVC升级意义重大。双重嵌入可以通过知识扩散、动态能力建构、治理结构、租金创造与分配四重机制丰富GVC攀升的路径并加快升级进程。本土企业的GVC攀升可以采取更加多样化、迂回式的策略,避免直接造成与链主企业的正面竞争而遭受其打压。结合案例,本文提出本土制造业嵌入策略的四重转变,即由单一环节嵌入转向多点系统性嵌入、由低端嵌入转向高端嵌入、由被动嵌入转向主动嵌入、由静态嵌入转向动态持续嵌入。     

正确把握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虽然世界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当代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仍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已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总体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中国本身也是工业品消费大国,而且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还明显落后于美、日、德等国。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国际交易成本下降,国际产业分工方式又出现新的变化,一种产品可以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完成,跨国公司控制着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并实行全球采购,从而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与本…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互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参与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协作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改变,也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改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本文在构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程度,得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深,该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其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也存在差异影响,体现为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推动出口产品升级。     

基于雷布钦斯基定理的行业要素密集性质研究——来自中国工业部门36个主要行业的例证

行业要素密集性质判断对研究一国要素禀赋与贸易发展相关问题十分重要。然而,现有计算要素密集度和判定行业要素密集性质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包括行业要素投入量数据欠缺、行业要素密集性质判定标准设定过于主观以及无法获得统一评价等。文章从雷布钦斯基定理出发,结合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历史数据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详细考察了资本/劳动两要素投入假设、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投入假设、资本/劳动/技术多要素投入假设下中国工业部门及其主要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结论显示,采用三要素投入假设下行业要素密集性质相对更为合理;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中国工业部门的36个子行业要素密集性质将主要可以分为资本密集型、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密集型等4种类型;其倾向性要素密集性质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

结合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分布的现状,以产业竞争力为关键切入点,逐次分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以及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并以日企在苏州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为例,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分布也较多;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长阶段,FDI的进入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该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吸引了FDI的进入,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之间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     

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基于中国的实践,提出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即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中间产品外包,通过国内生产体系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引致国内中间产品的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上述机制共同推动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对间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但随着中间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负向效应明显下降;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尤其是促进创新、知识和科技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效率;扩大高技能劳动力教育供给与国际研发合作;提高国内中间产品R&D投入强度,逐步降低对G5发达经济体中间产品的依赖,释放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效应,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