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农产品反倾销贸易救济效果分析——基于第三国(地区)市场的视角

在国际贸易中,对出口方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被认为能够为进口方、即反倾销发起者提供有效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在对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效果的分析中同时考量第三国市场,则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效果很可能低于发起者预期。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从第三国市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华农产品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反倾销措施使中国受限产品发生了贸易偏转并挤占了反倾销发起方的海外市场,从而降低了美国反倾销贸易救济预期效果。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美中的贸易摩擦和救济的效果进行了分析,为贸易政策制定及今后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参考。     

我国贸易救济实践的特点及未来走势

加入WTO以来,我国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充分利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本国利益,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本文梳理了我国加入WTO以来贸易救济实践的特点,考察了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效果,认为我国贸易救济案件(包括报复性贸易救济措施)将不断增加,贸易救济手段将呈常态化、复杂化和多样化发展,对国外企业的规避行为将日益重视。     

美国关税法337条款对厂商的制裁力

美国《关税法》第337条(简称337条款),又称不公平贸易做法条款,是美国对不公平进口做法提供法律救济的主要工具。337条款与国内所熟知的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301条款的作用机制不同,301条款主要针对美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由政府授权贸易代表署(USTR)与有关政府谈判,促使对方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谈判无法达成协议时,采取报复性措施。而337条款,则针对侵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启动对华贸易救济特点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对华启动了贸易救济调查。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启动的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呈现增多特点,其中拉美国家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居首位,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发动的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产业同构、中拉贸易存在结构和流向的不平衡、中国企业经营行为的不规范所致。为此文章提出了警惕贸易保护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适时调整我国对拉出口战略,发展中拉和谐贸易、调整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结构等对策。     

中国反倾销措施产业救济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

本文选取1997年3月至2009年6月中国对外反倾销案例的贸易、投资和产业数据集,以构建微观面板数据模型定量评估反倾销措施通过影响涉案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涉案领域FDI最终作用于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实际救济效果.结果表明,虽然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跨越效应,但反倾销措施对中国进口贸易仍然存在显著的救济作用;而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也极易引发指控对象国的贸易报复,反过来限制中国相关产品的总体出口;总体而言,尽管存在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应,但最终中国反倾销措施对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救济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制度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2010年境外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述评

2010年,中国货物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国外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83起,同比下降30.3%,表明中国货物出口总体环境得到改善。但贸易救济调查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和特征值得深思。文章拟从贸易救济调查方式结构、启动方结构、涉案产品结构及典型案例等角度对2010年国外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情况进行综合评述,为中国更好地应对国外贸易救济措施提供借鉴。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大贸易救济措施比较分析

众所周知,虽然世贸组织极力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并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机制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世贸组织并不排斥一定程度和形式的贸易保护,尤其是当大量进口对进口国产生消极影响时,允许进口国采取一定的贸易救济措施来限制进口。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频繁对我国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本文通过对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大贸易救济措施的比较分析,为我国企业的应对提供了参考意见。     

我国三大贸易伙伴对华实施贸易救济的比较与思考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三大贸易伙伴日本、美国、欧盟对华贸易快速增长,同时对我国产品的限制越来越苛刻,实施反倾销调查、保障措施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Trade Remedies),这将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要想成功应对,必须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政府、行业、出口企业间的良性合作机制;健全我国自身的贸易救济机制及相关法律、法规:合理运用世贸组织协议相关规则。     

我国应对贸易救济调查中价格可比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受到各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由此造成很大的损失。贸易救济的本质就是公平比较,价格可比是实施贸易救济调查的前提。实践中,对一些客观不可比的情况需要进行主观调整。由于客观不可比情况的认定标准具有不精确性,加之主观调整的自由度很难进行严格约束,救济过度在所难免。本文探讨了价格可比性的法理基础,国际通行规则对价格比较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各国贸易救济实践中不进行严格比较对我国贸易救济的影响,并提出了积极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实施情况评估

为维护公平贸易环境,保护国内的产业安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运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至今已进行了40余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近10年来,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取得了一些基本的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正确有效地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问题。     

论商业秘密民事救济与行政救济的定位与衔接

在商业秘密侵权救济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可以要求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和刑事救济,TRIPS协议和国外立法中对商业秘密侵权救济模式也有相应的立法例,笔者试图从这些侵权救济模式出发,分析商业秘密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国外行政救济的有限性和我国的主要实践、行政救济的主体和管辖、不足与完善,商业秘密民事诉讼主体的确定和管辖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商业秘密侵权责任模式的界限,需要注意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竞合以及行政、民事案件审理的交叉和协调,确立以民事救济为主导的救济模式,发挥行政救济的补充作用,完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的定位和衔接。     

Trade Remedy Actions in NAFTA: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Industries

The economic rationale for trade remedy law, while always weak, is undermined by the formation of free trade areas. However, due to political pressure, first CUSFTA and then NAFTA have continued the use of domestic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laws. With the lowering of border protection, it was feared that there would be an explosion of trade remedy law as NAFTA was implement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data on the use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s in agriculture, and analyses the incidence between NAFTA partn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ree trade, and compared to the incide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Given the cost of current AD and CVD suits, options are explored for alternative methods to resolve AD and CVD suits. Evaluation of options hinges on goals held for dispute resolution within NAFTA. Given continued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eliminating AD and CVD processes, increasing the options for resolving these suits may reduce their overall costs.     

中国与WTO争端解决:2011年回顾与2012年展望

本文总结了2011年内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实践的总体情况,并对2011年内中国作为申诉方、被申诉方参与的磋商案子、专家组阶段案子、上诉机构案子做了概述。文章还就2012年中国可能面临WTO争端解决的3起案子做了预测,这3起案子涉及稀土、出口信贷和汽车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通用贸易定律及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验证

在贸易理论中能够定量应用于两个经济之间贸易额计算的,目前只有引力模型。但引力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注意到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换,贸易额与产出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数量关系,本文认为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应该能够普遍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并称之为“贸易定律”。模型中的距离应该理解为“经济距离”,代表运输成本。据此思路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WTO架构下反补贴与竞争的关联与冲突

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目标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了WTO的政策目标和法律体系中必须包括竞争政策,否则就是不完整的.但WTO反补贴制度与竞争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冲突,在实践中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工具,必须对其加以改革.     

欧美反规避贸易救济模式及启示

通常认为反规避是反倾销的重要延伸和发展,然而反规避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被运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美国采取了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结合SCM和ADA的要求,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WTO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规则——多边环境保护公约能否成为适用规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能否根据MEA和一般国际法处理冲突的规则优先适用MEA,并认定一项根据MEA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构成对WTO法的违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确认,现行WTO法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规则严格限制于WTO适用协定,即根据其实体管辖权,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专门受理根据适用协定所提起的申诉,不能受理根据MEA或其他实体国际法而提起的申诉。因此,MEA或其他实体国际法不能成为适用规则。其次,通过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赞成与反对意见,对包括MEA在内的实体国际法的限定性适用,本文提出了支持的观点,认为前者更有利于克服当今世界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     

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的绩效分析——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检验

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四阶段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WTO争端案例结案时长不等的特点和多阶段策略选择难以量化的性质,建立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对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贸易损失的,尤其是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达成的磋商解决、请求专家组中止工作、相互满意解决或者败诉方执行WTO决定等均对申诉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尽快结案将有利于申诉方,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申诉方。     

中国、美国、欧盟反倾销法的差异比较和借鉴

美国和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对我国提起反倾销申诉比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对中国、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的主要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与美欧反倾销法的分歧和冲突,以及中国反倾销法的若干不足之处,为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