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加重社会阶层分化

本文将社会学理论引入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用于反映共同富裕水平的社会空间模型,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个体资本总量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有效增加个体的“资本”资源,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扩大阶层差距、加重社会整体的不平等程度,从而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数字劣势”群体主要是普通阶层,表现为西南地区的年长农村女性。因此,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改善数字劣势群体的网络接入状况与“信息惯习”,通过有效的数字支持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 ,而在国内 ,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人与人关系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 ,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 ,例如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速度、引进外资等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影响信任的因素。我们的发现表明 ,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 ,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     

员工的信任结构与知识共享

信任是员工在组织内实现知识共享的重要心理机制。本文通过对208个样本的基于认知的普遍信任和基于组织成员身份的组织信任的测量,证明了普遍信任与组织信任相互独立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通过回归分析,普遍信任中性善认知因素、组织信任中组织行为信任因素对于员工知识共享的意愿与行为有着更高程度的影响。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人不仅不缺乏普遍信任,而且与他人共享知识的行为也不完全以“情感关系”为特征。     

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互联网时代“线下交流”不再重要了吗?——基于“知识空间溢出”悖论与区域创新的检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用互联网信息化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别衡量“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的便利程度,通过收集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线上“显性知识”交流与线下“隐性知识”共享对区域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考虑了知识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之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并非完全替代关系。虽然“线上交流”可以有效提升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创新成果数量,但对创新成果质量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有把互联网信息化发展带来的“线上交流”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的“线下交流”相结合,才能综合利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提升区域创新成果质量。文章的研究为持续推进以高铁为代表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中国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资本组件对个体双元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对个体双元创新的影响在学术界受到重视,厘清社会资本与个体双元创新的关系对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基于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提出3对组件(Components),即结构维度的结合网络与桥接网络、关系维度的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以及认知维度的共同愿景与组织多样化,探究每对组件对个体利用性创新与探索性创新的差异性影响,分析各组件缓解个体因兼顾利用性与探索性创新所面临时间冲突困境的平衡作用,构建双元兼顾的一致型和适应型社会资本理论架构,为管理者善用和慎用社会资本组件、提升员工双元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视角

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可以提高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而现阶段,农村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文在分析社会资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和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现状后,探讨了提升乡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关系研究

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比中、美两国样本,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创新意识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显示,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但认知型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社会资本中的社交活动因素有助于创新意识提高,但信任和价值观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另外,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互联网金融、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社会资本是互联网金融改善农户多维脱贫的重要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组织型社会资本、匮乏型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非组织型社会资本、存量型社会资本与资源型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制中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发现组织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权利减贫降低风险型多维贫困,非组织型社会资本能够同时通过权利减贫与物质减贫缓减农户结构型多维贫困;资源型社会资本则在物质减贫、能力减贫和权利减贫上均优于制度型社会资本。文章结论表明扩大社会资本存量是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劳动力流动既可以提高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借贷的概率，又有助于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金额，从而缓解农户家庭流动性约束。二是劳动力流动可以扩大家庭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对农户社会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可获得性和金额，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可获得性和金额产生间接的影响。四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直接影响和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间接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低资产农户家庭中成立。本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基于主观经济地位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2、2013和2015四个年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是否参加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投票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系统分析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其公共参与信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的,这种影响会因当地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整体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法律知识水平更高、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地区,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参加选举投票的阻碍作用越小。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浅议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政治认同问题

政治认同意指民众对政治体系产生的归属感。政治认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精神动力与价值内核。政治认同的实现受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如何有效地提升和谐社会政治认同这个问题上,可以从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社会公正、惩治腐败、把握政治认同的历史传承功能等方面予以考虑。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上网女性的创业概率比不上网女性高3%;高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创业概率高于低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互联网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女性的信息渠道等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积累创业资源的线上途径,从而促进了女性的创业活动。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那么，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能否促进以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更能体现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开放性的纵向公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然后将“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与CFPS数据相结合，利用DID模型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这一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父代对农村户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减少农村户籍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即能够通过破解教育资源以及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农村户籍子代的约束，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社会监督，促进公平与法治，可以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实现对劳动力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评价数...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上,以绿色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数字经济引入其中予以改进拓展,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上,使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猜想。结果表明：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特征,异质性分析得出该倒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中高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低等与欠发达地区均存在。据此,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互联网普及对传染病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互联网减少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传播,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联。那么,互联网如何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呢？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卫生面板数据以及新冠疫情数据,运用GMM模型,实证考察了互联网普及水平对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互联网普及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对传染病传播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有助于传染病的防控。（2）由于不同地区、城乡和用户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这导致互联网普及水平在抑制甲乙类传染病传播效应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3）互联网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事后治理”三个阶段降低了传染病的传播,这种积极作用具体是通过扩大数字化办公市场规模,减少“面对面”接触以及增加线上问诊次数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量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文章的结论为我们认识互联网在新冠疫情中的潜在作用提供了参考借鉴,也为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基于互联网普及的“智慧防疫”和“智慧防控”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社会资本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以信任关系为例

以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均指出社会资本具有正面的效应,但对这种效应是怎样取得的并无共识.我们尝试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说明社会资本-信任如何产生正的外部性,亦即产生超出个体理性计算之外的利益.我们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多人互动的环境中,能否达到彼此合作或彼此信任,虽然会受到欺骗者所遭到的惩罚与欺骗利益多少的影响,但主要受到所处环境中具有社会资本者人数比例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具有正的网络外部性,信任者人数越多,信任者所享受到的利益越大.     

产学研知识联盟与社会资本

高新区内的产学研知识联盟，是区内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通过各种契约关系或股权关系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进而实现“双赢”目标的网络组织。产学研知识联盟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联盟伙伴间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的形成。一方面，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影响联盟伙伴之间知识转移的意愿与转移的效率。是联盟伙伴之间知识转移与共享的前提；同时，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又是产学研知识联盟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联盟组织成员之间来自相互认可的基于知识的信任和来自共同的行为准则基于规则的信任，在交易关系中能创造出自我约束的力量，成为正式合同约束的替代，成为另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