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四维城镇化的协调， 是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与质量提高的重要条件。 本文构建了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并对长三角地区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2005 ～2013 年长三角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此之后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2005 ～2008 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均为中低协调耦合状态，2008 年之后大多数城市为中度耦合协调， 小部分城市达到中高协调耦合；2015 年上海、 苏州、 镇江、 宁波处于低度协调耦合， 扬州、 杭州、 台州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其他城市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 整体来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协调耦合程度仍有待提高。 因此， 长三角地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应从正外部性角度出发， 充分发挥协调度较高城市的集聚效应； 从正内部性角度扩大协调度较低城市的土地供给和调整产业结构。     

东北三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五化”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五化”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五化”发展水平并划分其协调阶段类型，借助空间插值分析模拟其高低值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优势排序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滞后显著；（2）“五化”综合空间分布呈现以“哈尔滨-长春”向外扩散的不规则圈层区域，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高值区波及范围狭窄，黑龙江东部、辽源-通化、朝阳-阜新、本溪-丹东所在的吉林南端、辽东与辽西为低值地带；“五化”各自格局均呈现不均衡态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化“四化”格局类似，农业现代化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3）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高级别的“五化”增长型城市与鹤岗、双鸭山、白山、辽源、七台河、本溪低水平“五化”衰退型城市差距较大，沈阳工业化、城镇化与绿色化、哈尔滨的信息化、齐齐哈尔的农业现代化位居首位；多数城市农业现代化超前于其它四化发展；（4）三省“五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类型，“五化”协调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长春、大连与哈尔滨为初级协调发展，吉林与大庆为濒临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本文为了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 构建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指标体系， 借鉴容量耦合概念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 角度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 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质量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 状态进行测度。 研究结果表明： 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以上， 技术进步与经济 增长质量存在时空差异， 从时间分布上看， 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从空间分布上看， 北京的协调度明显高于天津， 天津的协调度明显高于河北， 三省市之间存在不协调、 不平衡的现象。 本文 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京津冀区域协调度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空间效应对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与次区域比较视角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与次区域 （非长江经济带） 对外贸易-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 以揭示我国区域间三元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演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 我国区域间对外贸易-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非长江经济带区域， 其中东南地区耦合优势突出， 中、 西部地区年均耦合水平较低， 西南地区增速明显， 但东西差距拉大。 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 “N” 型发展的空间正向集聚关系， 低耦合集聚中心逐渐向西转移， 高耦合协调水平极在东南沿海不断增多并形成稳定集聚中心。 从驱动因素看， 长江经济带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主要受到进出口总额和地区人均 GDP影响， 非长江 经济带则主要受进出口总额和第三产业增长影响。 为此， 本文提出长江经济带应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推动 区域联动式、 集聚式、 协同式发展对策。     

基于熵值法的京津冀区域发展质量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十一五” 规划初期、“十二五” 规划初期和“十三五” 规划初期经济数据的样本对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发展质量进行评价与比较。结果表明， 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有了实质性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性在不断增强，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逐步让位于经济、社会和生态更加均衡的发展。但京津冀区域发展能力不协调、不平衡现象仍然严峻， 社会发展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长三角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 提出实现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提升提供支撑。     

基于GM(1,1)模型的东北三省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为准确预测东北三省及其36个城市2015年及2020年的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在已有的1995～2010年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灰色系统的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分析其协调发展类型、过渡发展类型及不协调发展类型在空间格局上的变化.36个地级市、州、区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但部分城市呈持续波动性发展,甚至协调度不断降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几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从人口、经济、社会方面提出相应的可操作性对策,以引导人口——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     

“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城市建设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1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52个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城乡统筹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均衡现象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质量发展最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     

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

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否促进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2007—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结合专利申请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人口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其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于城市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跨区域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域内企业创新，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够弥补本地市场发展条件的不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不同城市间的分工深化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创新。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动聚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商圈分布广泛协调互补性强

在“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政策指导下,北京市已形成了中央级核心城市商圈、区域级城市商圈、社区级城市商圈,这三大类型商圈形成了同生共存、协调互补、分工协作的商业格局。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区域发展结构性差异与协同发展路径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对京津冀13 个地级以上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进行测度， 结果显示， 京津冀各城市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其中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协调发展、 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上的差距有所加大， 并提出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路径，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集聚差异研究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构建城市集聚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的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使用传统差异系数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内部主要城市间的集聚差异，利用区域特定差异指数判断了京津冀地区空间差异的方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集聚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近10年来的城市集聚程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集聚程 度差异明显；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的差异增大，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差异不明显；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三产业对城市集聚水平影响显著，是影响城市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城市间集聚加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     

京津冀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动态测评及比较研究——基于超效率CCR-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的度量

本文借助超效率 CCR-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对 2008~2015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进行了动态测评和对应项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与津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极为不平衡，北京大幅领先于津冀城市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津冀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2）京津冀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其可持续发展效率在提高，但各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意义上的纯技术效率几乎没有提升；（3）京津冀各城市投入--产出系统虽处于可持续发展效率意义上的规模经济阶段，但不具有持续性。未来京津冀三地应充分利用建设雄安国家新区的战略性历史机遇，统一认识，密切合作，促进京津冀城市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省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以2006~2015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 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构建耦合评价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 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关系问题。结果表明：丝路中道10 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协调性不断加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空间集聚性，整体呈“东强、中柔、西弱”的分布态势，地区分异化明显。建议推进均衡化发展，优化物流业自东向西辐射机制、大力增强中西部省区物流基础功能和产业带动能力，着力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物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水平。     

国内外智慧城市群研究与建设评述

信息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建设智慧城市成为一种趋势,关于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也逐渐丰富,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不能只考虑单个城市,必须要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对智慧城市群进行概念定义并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智慧城市有向更大区域发展的潜力,智慧城市群这一全新的建设理念孕育而生。智慧城市与智慧城市群有相似的理论基础也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本文结合当今国内外对智慧城市群的规划实践,引出对我国建设智慧城市群的思考并提出以完善理论研究、加强城际互联性、构建智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三大保障为主的可行性建议。     

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需主体均衡问题研究

目前,生态产业科技创新供需及服务主体失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生态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结构性瓶颈.造成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需主体失衡的原因,主要来自由传统的“城市——政府”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引发的3个“短板效应”:短板效应Ⅰ——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给主体科研考核标准机械化;短板效应Ⅱ——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需求主体分散化;短板效应Ⅲ——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需主体耦合机制低效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需失衡的问题,应该在生态文明社会内涵的主导下,在制度层面上完备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给主体激励机制、优化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需求主体结构和健全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供需主体耦合机制,进而建构生态产业科技创新及服务多中心治理体制.     

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博弈论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已被认为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共赢的有效途径。淮海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开放的前沿阵地，区位特征明显，战略地位重要，但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以徐连同城化发展作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既是淮海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徐州、连云港两市自身发展的诉求。本文借鉴基于信号博弈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模型，分析城市协同发展的博弈过程，认为建立长效沟通渠道和利益共同体、提高协作收益并确保收益合理分配是促进徐连同城化发展的有效政策，也是破解淮海城市群发展缺乏强集聚力核心问题的政策选择。     

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地区差异与驱动因子

本文构建了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中国各省(区、市)的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老基建耦合协调程度,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我国省域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等级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耦合协调等级的省际差异有逐年缩小的趋势;高值集聚区域全部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区域,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宁夏一些西部相对落后地区,且低值集聚区的数量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V型”变化;(3)全国各省(区、市)新老基建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支出水平、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及利用外资等因素均对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水平产生了明显的驱动作用。     

政策偏向、省会首位度与城市规模分布

2010年后,部分省份强化了提升省内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导向,这种以行政手段提升首位度的做法,会对城镇格局以及居民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量化空间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解为生产率、用地指标、用地结构、就业机会、外生舒适度与住房有效供给率等维度,利用反事实方法评估了提升首位度的相关政策对居民福利、GDP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当省级层面给予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时,可以在提高这些城市首位度的同时提升总体GDP水平,但会导致均衡时居民福利水平有所降低;②GDP与福利的非同步变动,源于户籍制度影响下人口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空间错配,即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人口集聚不足而一般地级市用地约束加强;③若降低落户门槛或消除省内城市间住房有效供给率的差异,均能使GDP与福利水平同时提高,且城市规模分布向Zipf定律收敛。为此,以提升经济密度为导向,以渐进的户籍改革为手段推动人口向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集聚,多管齐下提高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水平,是优化城市规模分布、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京津冀绿色创新协同度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新常态和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加快实施京津冀绿色创新战略，促使EKC现实拐点尽快形成，是解决京津冀经济转型升级与环境治理双重困境的关键路径。本文深入分析了京津冀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度的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从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的融合、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的融合以及绿色创新支撑要素的区域合作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对策与建议。     

产业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耦合效应研究

技术选择是西部新兴城市群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其在产业技术转移、扩散与变迁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文系统分析了兰西格城市群工业产业的40个分行业的技术选择水平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互耦合情况。实证结果显示该区域按比较优势发展的行业仅有11个，80%的行业耦合度较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