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驱动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 A股712 家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两个维度， 从环境规制因素、需求拉动因素和供给推动因素3个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探讨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需求方拉动和供给推动因素会影响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可能性， 但会因绿色创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绿色产品创 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绩效， 绿色过程创新则不然； 区别于非重污染行业，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和国 内市场的竞争状况是驱动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效率及其协同效应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 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群， 其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做到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创新发展。 本文通过采用全局超效率 SBM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 18个重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保持稳步增长； 创新发展效率整体偏低， 发展缓慢； 绿色创新协同效应显著， 平稳增强。 总体而言， 上海、 浙江的整体效应优于江苏， 江苏省内扬子江城市群优于苏北。 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协同效率的发展， 应加快创新技术研发， 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改善； 优化环境规制政策， 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设开放创新平台。     

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研究——基于 STIRPAT 模型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探索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依据 STIRPAT 模型， 从人口、 财富、 技术等方面选取可能会对大气污染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并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检验各类因素对大气污染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密度对大气污染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人口城镇化率、 环境规制、 能源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均对大气污染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以第二产业占比表征的产业机构和以煤炭占比表征的能源结构对大气污染产生了 “促增” 的效应； 国民收入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符合倒U 型曲线的特征， 但不够显著， 在研究期内国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大气污染的增加； 而科技创新也并未在大气污染的治理领域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后， 本文提出加强环境规制、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加快生态城镇化发展、 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并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的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中国能源福利绩效的影响——来自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能源福利绩效的概念来源于生态福利绩效,旨在衡量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综合福利产出,提高能源福利绩效水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中国能源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对能源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影响显著,对西部影响不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福利绩效产生影响且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滞后期为2年。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建设和能源福利绩效的提升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基于 DEA 方法的企业绿色供应链运营效率评价研究

绿色供应链在传统供应链的基础上兼顾了经济与环境效益，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绿色供应链运营效率进行评价有助于企业了解自身的不足，从而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做出反馈，促进企业绿色供应链运营的良好发展。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总结，构建了企业绿色供应链运营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 DEA 方法并通过算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改善企业绿色供应链运营效率、促进企业更好地实施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提出更加有益的建议。     

制药企业环境绩效的统计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 DEA-Malmquist 方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的环境绩效，再引入Bootstrap-DEA 方法进行纠偏并给出置信区间，并选用分位数回归对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结论：“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分位数回归显示企业的经济规模、企业技术成熟度、企业的环保意识及公共压力都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且分位数回归全面展示了各因素的作用属性，所得到的结论更符合现实。     

区域创新对能源结构的异质性边际效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为例

创新驱动能源结构优化是资源密集型地区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地区创新能力对能源结构边际效应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创新能力在优化能源结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能源结构较为低级，且呈现出“高→低→高”的时间变化趋势，经济带两端地区的能源结构层级高于中间地区；各地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各地区的创新能力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区域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反向驱动效应；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随着创新能力跨越各门槛值，其驱动能力呈现出“反向驱动→强正向驱动→弱正向驱动”的态势。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的实验研究

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推动了环境规制理论与政策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本文采用规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实验研究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双向拍卖与分散交易两种不同交易制度对排污权交易市场效率高低存在影响,同时交易费用对市场运行效果也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今后排污权交易实验研究的方向。     

消费排放权交易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影响——源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消费行为的引导和管制,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突破的重大课题。为了将消费因素纳入减排框架,本文基于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Cap-and-Trade Rules)构建了消费排放权交易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消费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均衡问题,以及均衡状态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消费排放权的交易价格会收敛于理论竞争均衡价格,即临界碳价;消费排放权交易能够激励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有利于创造低碳需求,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给出启示性政策建议。     

市场交易制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对SCP分析范式的修正

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出现和大量应用使市场交易制度问题研究得以深入，并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市场交易制度与市场结构共同影响市场绩效是对传统的SCP分析范式的修正．交易制度可以将需求因素作为一个形成市场绩效的力量和评估主体，使对市场绩效形成的考察更加全面、深入。本文据此构造了市场交易制度影响市场绩效的假说并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的证明。这一假说可以成为分析市场绩效、设计市场交易制度、制定政府规制和评估制度效果的重要方法。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上市公司对区域产业结构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富活力和制度优势的微观经济实体，对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京津冀区域经济要协同发展，区域产业结构要优化，区域内上市公司要发挥带动作用。本文采用2003~2016年京津冀十三市的面板数据，在验证通过京津冀十三市产业结构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上市公司对区域产业结构作用关系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目前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协同；总资产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呈现负效应，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融资数额、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本文在研究基础上，从上市公司角度提出了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