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评价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 空间、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五个主要方面的数据,构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一直在不断提升,并且在2008年后有明显的加速特征.在经济一体化中,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呈波动上升趋势,资金流动稳步上升并且上升幅度在加快;在空间一体化中,城市建设、人口布局、空间流动要素三者都在快速提升;在基础设施一体化中,基础建设和邮电业务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社会保障上升幅度较小,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上升明显;在生态环境一体化中,生态空间波动上升,生态保护上升幅度较小.     

常德产业对接长株潭的思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以长株潭试验区建设带动"3+5"城市群建设,带动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常德作为"3+5"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应抓住机遇,主动对接长株潭,加快产业发展,打造常德经济增长极.     

紧凑理念下的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布局

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运用紧凑城市的理念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交通布局、客运方式、交通用地的现状,得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较薄弱,运输结构不合理且缺乏高效、多层次的交通体系及整合。应尽快制定适应于紧凑型城市群发展模式的交通政策,大力发展以公交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模式,加强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从而构建宜人、公平的畅达空间的交通网络体系。     

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本文基于对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简称T-U-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T-U-E系统的协调等级进行测算分级,并从时空分异视角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值在研究期内跨度较大,整体协调情况已从失调发展到协调,在末期皆处于优质协调等级.②长株潭城市群各市的耦合协调等级存在些许差异,空间分布由基期的"北及东南高,西南低"转为"南高北低"的格局.③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皆有显著增长并达到较高水平,但三市各系统发展不完全同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株潭一体化公路网构架优化的探讨

为加快长株潭一体化公路网的建设进程,降低公路网建设的成本,对长株潭一体化公路网结构进行了研究,将长株潭城市群十五大片区组团构成的公路网分布情况,抽象为一个赋权连通图,在此基础上应用Prim算法,得出了相应赋权连通图的最小支撑树,进而提出了长株潭一体化公路网构架建设的可行性方案,通过比较分析,说明了方案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长株潭水资源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长株潭地区的水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三市水资源的保护利用，为长株潭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提供保证。     

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初探

长株潭城市群让长沙、株洲、湘潭这三个城市迸发出巨大活力,带动整个湖南的发展.同时,一些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就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中部崛起的南引擎:长株潭城市群社会网络的发展

随着城市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重要,发展长株潭城市群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提高湖南在中部地区乃至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网络内所具有的资本,以及城市群、区域相互间的关系,从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出发,论述了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阻力及网络系统的发展方向。     

1＋1＋1＞3，长株潭一体化共同打造“核心增长极”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做着这样的梦:贯通长株潭的湘江风光带上车流如梭,沿途没有收费站,30分钟的车程,只相当于由北京的东二环到西二环,在长沙上班的市民完全可以在株洲或湘潭买房子,而株洲和湘潭的市民也可以在下班之后从从容容地到长沙逛商场、看节目;公交车在长株潭三市之间自由穿行;三市之间的通讯费都是市话标准……在一体化规划之下的长株潭,这些都将不仅仅只是梦,但这些直观的、让市民真实可感的梦想的背后,必须是三市经济一体化更深层面的合作与联动——产业一体化——第一届长株潭三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要讨论的主题,正是这些真实可感的梦想背后的核心议题。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长株潭“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要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发展低碳经济。本文在分析低碳经济的内涵、意义和长株潭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对策。     

构建黔中地区城市圈的意义与对策

从城市化发展历程的角度考察,城市圈在整个区域城市体系及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目前贵州城市化及社会经济推进的过程中,应构建以省城贵阳市为中心的黔中城市圈.在这一区域内,各市镇间可通过相关的协议与政策,建立经济协作与一体化关系,提升整个城市圈内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庞大的城市体系对贵州全省产生强有力的辐射影响.     

论发展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区域产业一体化是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现象,产业一体化逐渐成为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也是加快城市圈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区域只有目标明确、加强协作、积极推进产业一体化的进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产业集群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以及产业融合理论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嘉兴市城乡一体化成人教育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当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城市与乡村各种要素逐渐互为流通与服务。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嘉兴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区位交通优势凸现，城乡差异日益缩小。通过分析嘉兴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对近年来主要依托各级电大开展的城乡一体化成人教育，从运行机制上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其主要做法与收获，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联动开展成人教育的若干战略及其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皖江城市带专业镇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近年来,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专业镇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对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促进皖江城市带专业镇产业集群升级应实施基于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积极培育高级要素、实施目标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及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基于拉尼斯-费模式的城乡一体化阶段性研究——以广西为例

城乡一体化以比较优势及分工理论为基础,强调生产要素空间的自由流动及合理布局。城乡一体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拉尼斯-费模式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是描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模式。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分为城乡二元结构松动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瓦解阶段和城乡融合阶段三个阶段,其中城乡二元结构瓦解阶段又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广西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瓦解阶段的前期,在这个时期应该采取发展工业化、加强农村人口的培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     

城乡正规金融资本错配与城乡一体化

城乡正规金融资本错配严重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正规金融资本错配的主要表现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给错配、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较难以及农村金融总体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农户政治经济弱势是导致城乡正规金融资本错配主要原因.而坚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加强外部金融监管,加强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农村业务的引导,大力完善农村金融环境,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完善三权抵押融资等将有助于缓解城乡正规金融资本错配,助推城乡发展一体化.     

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构

建国以来,江苏省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先后实施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共同发展、促进苏北大发展、沿江开发等五个战略。现在,江苏省已具备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条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启动内力”与“借助外力”并拳,推进省域经济的联动和产业发展的互动,构筑生产要素集聚的载体和平台,逐步形成“产业布局一体化、企业配置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经济运行机制一体化、社会信息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指标考核一体化”的省域经济空间格局。     

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以黑龙江省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动态过程。目前城乡一体化的重点是县域城乡一体化,县域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增长点。通过分析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揭示了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黑龙江省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发展小城镇与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要打破二元经济的制度约束,以小城镇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农村工业化”向“城乡工业一体化”转变,架起城乡一体化的桥梁;通过“农业生产追量的扩张”向“贸工农一体化追求质的提高”转变,奠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城镇化”向“城乡一体大循环”转变,推动城乡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