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产品内分工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FDI、中国加工贸易份额不断提高、FDI流入以及中国与东亚日韩,台湾地区的产品内分工等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正向的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中美等国在世界分工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浅析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贸易方式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5～2010年的数据,考察FDI对我国出口总额以及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FDI与出口贸易总额、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存在正效应,但对加工贸易的作用远大于一般贸易。     

中国的贸易、境外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的动态关系分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的贸易收支、FDI与实际汇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三者之间长期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长期来看FDI对贸易余额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人民币实际贬值的J曲线效应明显，贬值改善贸易余额的时滞大约为两年。出口空间的大小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实际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吸引FDI。贸易收支的顺差和FDI的大量流入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收支，但会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研究——一个产品内分工的视角

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发展的新阶段,它为我国加工贸易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加工贸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但也存在种种制约其进一步升级的因素。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视角,尝试分析中国加工贸易实现产品、价值链、企业、产业和区域全面升级的机制和对策。     

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途径

中国大陆地区通过大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介入到国际产品内分工,本文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低端,应该从加大国内研发投入、调整加工贸易结构、多层次开拓国外市场及降低加工贸易的对外依赖程度等方面提升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途径

中国大陆地区通过大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介入到国际产品内分工,本文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低端,应该从加大国内研发投入、调整加工贸易结构、多层次开拓国外市场及降低加工贸易的对外依赖程度等方面提升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     

产品内贸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机制分析

近些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拉大,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产品内贸易。在全球专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中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机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产生影响。文章详细分析欧美、日韩、东盟等重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机制,对中国贸易顺差从全球分工角度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在实证分析中,通过经验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得出结论,产品内贸易与顺差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该紧跟全球分工趋势,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大进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良性循环,根据当前产品内贸易对顺差的重要影响针对性地实施平衡贸易顺差的政策举措。     

产品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拓展,产品内贸易也逐渐取代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模式,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产品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产生影响?本文尝试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产品内贸易表现出规模不断扩大和出口结构逐渐优化的特征,而且产品内贸易的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产品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利于扩大并优化产品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中国加工贸易结构升级

产品内分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加工贸易是一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相关理论出发,在对我国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数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我国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对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合作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4～2009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的发展态势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仍保持基本稳定,产品内分工仍是中国与日韩生产分工的重要形式,同时最终产品贸易比重在不断上升,中日韩之间正在形成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消费的新的复合型产业内分工发展机制。中国在东亚产业内分工格局中不仅作为生产基地而且作为消费基地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中日韩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实现区域内产业内分工体系的重构。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地分工从"完整"的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本文通过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的方法,拓展了李嘉图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中,并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     

进出口贸易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1978～2009年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统计比较并建立分布滞后和时间序列综合模型回归分析,得出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进口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要胜过出口贸易的观点。通过实证研究对广西进出口贸易发展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现代物流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构建VAR模型,对2002.1～2008.11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和期间进出口贸易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际物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国际物流拉动响应很不显著,而国际物流水平的提高可以在短期和中长期显著拉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影响国际交换能否发生的重要因素,贸易成本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领域。在采用Novy模型就1995年至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对影响贸易成本变动的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总体上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人民币过快升值会对贸易成本的降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商业环境改善、进口关税水平降低等因素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原油价格变动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大;FDI、美国进口关税水平与中美贸易成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于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中国应充分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途径,以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FDI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贸易,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作用非常大。文章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作为解释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解释变量是显著的,特别是滞后一期的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并根据该结论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出建议。     

区域物流发展水平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1978-2010年数据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选取物流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对河南省物流业发展水平与进出口贸易增长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得出:河南省物流业的供给和需求水平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河南省物流业需求水平对进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物流业供给水平对进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物流业总体发展水平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未呈现良性互动态势。     

外商直接投资与货币政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利用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比较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入两种因素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额与利率、汇率、信贷量、FDI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量每增加1%,出口额增加0.84%。但FDI对出口贸易的长短期影响不一致。而且经检验发现,利率变动和汇率变动并不是出口变动的Granger原因。所以,中国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缩短FDI发挥创造效应的时间,并综合利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多种政策来调整贸易收支。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Why has China’s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declined?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 is quantified by the VS share, which measures the average import content per dollar of exports. A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export trade is its strong dependence on assembly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To take proper account of this, China’s VS shares should explicitly distinguish processing export production from other production. We estimate China’s annual VS shares from 2000 to 2012—the latest year for which a special input–output table is available that makes such an explicit distinction. We find that VS shares increased from 2000 to 2004 and subsequently started to decrease. To explore why it has declined, we introduce a new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 We find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VS share appears to have been driven mainly by the substitu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s by domestic products. This occurred in particular in the production of exports, which implies an upgrading of China’s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