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投资者及其控制权配置与国企混改绩效 ——基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双视角

本文以2014—2019年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全部A股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战略投资者参与水平对国有企业混改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战略投资者仅持股不能提升国企混改绩效,而参与高层治理,改善治理结构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混改绩效;异质战略投资者在持股和委派董事方面对国企混改绩效均具有协同效应和制衡效应,且在委派董事层面的制衡更能促进国企混改绩效的提升.     

利用新合伙人机制探索竞争类国企创新转型混改新路径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竞争类国企市场化发展到新阶段实现创新转型的重要探索,尤其对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科创型国企更具意义。但是按照股东至上的传统模式推进混改,仍难适应科创企业中创造显著价值的人力资本的定位。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新合伙人机制为专用性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法人治理提供了竞争类国企混改新路径。通过新合伙人机制,纳入人格化关键利益相关者,可有效破解国企市场化混改过程中的产权难题,即充分利用合伙人契约的灵活性,有效激发人力资本推动创新的潜能,并满足不同情景下的改制需求,实现人力资本和国有资本及民营资本的联合。由此,新合伙人机制可以为竞争类国企混改提供新路径,实现国企创新驱动成长,并建立以人为本的治理文化。     

破除国有企业的非市场特权

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并不缺乏共识,即使是国企的老总,厚着脸皮吹嘘国企不用改革的,也不多见。但国企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争议就很大。国企并不是洪水猛兽,在全世界来看,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形式并不罕见。比如著名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德国就曾立法保证对其的控制权。     

JL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与效果分析

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了让国有企业在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自2020年起对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JL集团作为国家发改委实施混合所有权改制的第三批试点单位，通过增资控股员工持股和投资非国有上市企业的方式实现了混改，保证了国有资本的控制权的同时治理了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文章以JL集团为例，详细分析了JL游集团混改的动因、路径、财务影响。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7-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测度了2009-2013年5年间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的投资效率,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实证分析了国企混改前后投资效率的变化,并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研究控股方式和股权制衡度对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混改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方式的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提高为最优;混改后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国企投资效率越差。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知识,还可以为正在进行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长春建工实现国企混改路径探究——基于与安徽建工的对标分析

国有企业的改制任重而道远,鉴于安徽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案例,文章对吉林省老牌国企长春建工集团的混改路径进行研究.文章案例结合对标分析的方法,研究安徽建工集团公司上市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分析其优势及可取之处,并提出长春建工集团混改路径以此为鉴的建议.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应引入非国有资本以推动改革并运用激励机制稳固企业运营,同时进行混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股权结构.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以2006～200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衡量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差值与企业投资显著正相关;相对于其他企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财务杠杆与投资的敏感系数更低,高财务杠杆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与投资的敏感系数无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激励"企业投资行为,而且会弱化负债的治理作用.     

非国有股东委派代表之控制权理论探讨——基于混改高质量发展背景

以2007～2021年非国有股东向主板上市国企委派代表为研究对象,从国企、非国有股东及其委派的异质性代表等角度分析混改实践中非国有股东委派代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基于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理论视角,诠释非国有股东委派不同代表拥有不同控制权对国企生产效率的影响：委派普通董事或监事拥有更多的是名义控制权,而非实际控制权,委派高管拥有实际控制权,委派执行董事既拥有名义控制权又拥有实际控制权;实际控制权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如果仅拥有名义控制权而无实际控制权不能达到同样效果,名义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相结合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最高。由于委派董事会受到持股比例的制约,而委派高管不受此限制,应鼓励非国有股东增加委派高管的比例,实现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收益制约机制研究——来自民营公司数据

本文以2005—2010年民营上市为样本,对控股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制约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较高,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有较大的寻利动力和空间。民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控制权私有收益没有发挥有效监管作用。民营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股东大会出席率和依据公司规模提高控股股东现金流的投入比例,实现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的有效监督。     

长港燃气混改路径探究 ——基于与深圳燃气的对标分析

国企混改已经在竞争性企业中广泛推行,自然垄断性国企尚且缺乏模范试点.根据国务院出台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东北三省份也应增加国有垄断企业混改试点,实现东北振兴.文章基于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吉林长港燃气的混改为例,研究表明:燃气行业已进入微利时代,其垄断优势面临破除,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企业焕发活力;对标公司深圳燃气通过吸引战略合作者、整体上市、股权激励等途径完成混改,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目标公司长港燃气的混改势在必行,但应保持渐进式的长期进程,可以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激励机制和产业链的角度逐步推进.文章结合燃气行业现状,为燃气企业推进混改提供了决策参考.     

国企混改背景下的员工激励路径分析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社会经济环境越发复杂多变，国有企业为确保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对自身运营体系进行创新优化。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企创新优化中具有十分优秀的应用效果。国企混改能够帮助国有企业利用资本手段对企业发展运营进行科学改革，对管理制度和发展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利用多样化员工激励手段对国有企业发展路径进行探索。政府部门针对国企混改提出了相关规定和要求，即在国企混改过程中探索出资金和劳动有机结合的最优路径，构建科学有效的员工激励制度，以此推动国有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稳定发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基于此，本文以某公司为例，对国企混改员工激励路径进行分析，包括员工激励的现实意义、员工激励的注意事项及员工激励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国企开展混改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股权结构尤其是控制股东的大量存在是造成盈余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从决策有用性角度考察盈余质量,以沪深两市2007--2009年的26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考察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在相对控制和绝对控制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高,盈余质量越差.     

基于国有股东视角对混改企业审计监督的若干思考

本文着重剖析国有企业混改后的治理现状和问题不足,结合笔者自身的实践应用和经验启示,开拓审计监督支撑保障国资有效监管的新路径,助力加强混改企业的党建引领,激励发挥法人治理功能,推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国企改革贯穿“突破”举措三年行动方案撬动更深层次混改

岁未年初,回看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的推进脉络,"突破"一词贯穿始终。政策面上,从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到授权放权清单的出台,再到混改操作指引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文件的落地,无不为企业深化改革指明方向;具体到微观层面,从混改试点、"双百行动"持续扩围,到区域性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圈出"三地排头兵;从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到大体量央企重组整合好戏连台,可以看出,政策面的利好正助力国资国企改革走向更深层次。     

上市公司股东关系分析:基于实际控制人的视角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以2004年和200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聚类、均值比较与检验等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约有80％的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并不一致.按照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特征,可以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两类:低持股比例高分离度公司和高持股比例低分离度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低持股比例高分离度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趋同之势,与此同时部分依然分离的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性质开始出现分化.     

双重股权制度在我国实施的路径探讨

双重股权结构(Dual Share Class)是指上市公司将股票设置为高(superior)和低(inferior)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有90 ％的表决权,每股具有2至10票投票权,主要由高级管理者持有.低投票权股票由一般股东持有,其投票权只占高投票权股票的10 ％或者更少,甚至没有投票权.双重股权制度是公司管理者通过分离现金流和控制权而对公司实行有效控制的一种手段.目前,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两项经济举措的不断推进,笔者认为,双重股权制度对于我国企业发展现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双创"中小微企业,合理运用双重股权制度不仅能够有效充实企业自有资本,更能在制度层面为企业稳定控制权提供保障;对于大型及特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双重股权制度为提高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提供渠道,国有企业可以依据企业分类及主要目标选择合适的双重股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流失与民营资本被吞噬两大混改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企混改、竞争战略与费用粘性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国企混改、竞争战略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选择不同战略形式的国有企业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成本行为，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采用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更强；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抑制费用粘性，且其抑制作用在差异化战略企业中更加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相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选择差异化战略的国有企业通过加剧经理人代理问题而增强费用粘性；而国企混改通过抑制经理人代理问题而降低费用粘性。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再融资决策——基于股权融资规模视角

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企业股权融资规模呈倒U型关系:当股权质押比例低于58.35%的临界值时,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小,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上升,基于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的考虑,上市公司会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当股权质押比例高于58.35%的临界值时,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为了规避控制权稀释效应进一步加剧的风险,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上市公司会缩减股权融资规模。另外,这种倒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相对控股公司中更显著,且股权融资规模对质押比例的容忍度较低,其临界值分别为54.94%和55.09%。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缓释效应吗？——来自我国违规上市公司的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为企业融资的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选取2013—2018年A股非金融类违规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违规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股权质押与违约概率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股权质押比例增加在期初会降低违约风险,但当质押比例达到某一阈值之后,继续提高股权质押比例则会增加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依然存在。     

控股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股权结构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研究股权结构对投资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制为出发点,通过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兼具支持与掏空双重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逐使得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更具有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