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基于东部地区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2004~2012年东部地区12省市规模以上工业数据为样本,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考察了东部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0FDI)迅速发展和亟需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其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产业空心化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影响显著,OFDI存量并不是影响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的最主要因素;但不同地区OFDI存量规模的大小不同,因此OFDI存量指数对规模空心化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且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原有的产业结构不同会影响OFDI存量指数对效率空心化的影响。     

中国OFDI来源的区域差异分解与影响因素

根据中国2003-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的省际数据,采用Dagum(1997)的方法测算了中国OFDI来源的地区差异及演变态势,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影响OFDI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OFDI来源的区域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比较平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但地区间差距一直都是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超变密度贡献率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进一步的FGLS估计结果表明能源需求的增加、平均工资的上涨以及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影响OFDI的主要因素,且东、中、西三个区域影响OFDI的因素是不同的。     

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若干思考

本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进行界定,其中企业家的能力要素是基础,创新是手段和动力,而竞争优势则是目标;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一些外在环境因素影响的差异性,这些要素包括特殊历史时期、企业规模、产业周期、产权属性以及区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等。     

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配置

本文依据各省市区创新驱动发展力度的差异,重新划分研究区域(高创区域和低创区域),以区别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探索企业家精神在两个区域中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差异,分析企业家精神资源在两个区域内如何配置以便最大程度地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研究结果得出:以创新精神为先导,创业精神为具体实施路径的企业家精神产生过程,对区域经济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高创区域影响大于低创区域的影响。因此,政府要转变职能,在高创区域增加企业家精神资源的投入,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区域创新创业;在低创区域适当缩减企业家精神资源的投入,以避免造成资源错配。企业要尝试建立"错误管理"文化,培养企业家精神。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差异性比较——基于企业相对规模的实证研究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动态变化与企业成长历程相伴而随.本文使用来自11个省市364份有效问卷,首先验证了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在"集体创新"、"分享认知"、"协同进取"和"共担风险"等维度具有相互独立性.实证研究还发现,大型企业在协作进取维度上比中小型企业表现好;大型企业在风险共担维度上的感知水平最高,小型企业次之,中型企业最低;但是,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集体创新和分享认知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性差异.     

企业家规模偏好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现实中,企业家(高管层)普遍存在明显的规模偏好,其中一个前提假设是: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规模经济.企业家规模偏好有其存在的主客观动因和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度的规模偏好,会同时提高企业家(代理人)和股东(委托人)双方的效用;另一方面,过度的规模偏好,则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本文在对企业家规模偏好的动因及效应分析基础上,得出了相关启示和建议.     

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三个维度构建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都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值后,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将大大提升;越过门槛值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还处于门槛值之下,其中中部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尤为落后。为了更好地发挥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融资。     

管理层收购:国外的实践与我国的现实

一、引言国外关于管理层收购的主要理论有：一是效率提高论。作为MBO的主流解释理论，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代理成本说、防御剥夺说和企业家精神说。(1)代理成本说。詹森指出，随着企业股权的日趋分散，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权日趋上升，在那些成熟的企业和行业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由现金流，     

中国城市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地区间差异显著。首先分析和归纳了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验证了各因素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区域性因素,如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人口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影响地区间互联网使用情况差异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端,其中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是影响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间互联网使用差异关键因素;人口规模对于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及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取向——以地区间公共支出成本差异为视角

基于地区间公共支出成本差异的视角,引入人均公共支出成本的变量、采用加权变异系数对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进行度量.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小于地区间财力差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形成和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当前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较大的现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应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基于创新视角的企业家精神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分析,构建了相关模型来认知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要素,另一类是表现要素。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实证分析,建立评价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提炼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进行排序,对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四个构成要素进行分析,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企业家精神受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企业性质的影响所产生的差异,认为应不断完善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培养的环境、吸收有益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

利用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并测算了资本效率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基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的OFDI水平,资本价格扭曲和资本形成效率对OFDI具有负向影响,国内资本产出效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是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原因。资本效率对OFDI的整体作用效果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即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资本效率对OFDI的影响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OFDI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跨期效应。     

国家经济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在首次提出国家经济风险概念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国家经济风险对于OFDI影响的结构效应,研究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国家经济风险中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对OFDI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对于金融风险,OFDI对于经济风险的反应更为敏感;二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OFDI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更为明显;三是中国本土的国家经济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的负向影响。     

中国地区差距的历史考察与实证研究

回顾1949～197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运用泰尔指数对1978～2007年区域差距进行测度并按地区分解,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从地区构成上看,东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异对中国地区差距影响显著,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的地区差异贡献较小,西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差距仍是中国地区差距最为突出的问题,且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但2004年以来,地区间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对基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以专利授权数量表示的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个指标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是与R&D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相比,这一促进效应依然较小;基础吸收能力调节变量的加入正向调节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基础吸收能力对西部地区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重要。     

能源生产率差异与收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收敛问题的几种常用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然后对1986～2006年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差异进行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的总体差异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σ收敛,而是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东、中、西部地区能源生产率收敛特征各异:东部地区差异缩小且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经过小幅波动后也趋于收敛,而西部地区差异呈现出三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总体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巩固和发展这一趋势尚任重道远。     

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地区经济增长

院文章依据内生增长模型,对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对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规模经济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解释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解释相差无几.从全国范围来看,规模经济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要远大于比较优势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表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已转变到依靠规模经济拉动的方向上来,规模经济而不是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     

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新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而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探索数字化能力（核心竞争力）、组织韧性（动态适应力）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市部分高精尖企业为样本,通过26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韧性在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组织韧性调节了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推动新时代高精尖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OFDI投资模式组合、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2005—2019年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分析企业OFDI投资模式组合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融资约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OFDI投资模式组合中以并购方式获取的子公司数量占比越高，企业创新表现越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水平对企业OFDI投资模式组合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同时，异质性融资能力对两者关系产生差异化影响，在OFDI投资模式组合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外部融资能力越强，企业创新质量产出水平越高；企业内部融资能力越强，企业创新数量产出水平越高。结论为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效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基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视角

本文运用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及区域表现差异,并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IFDI和O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IFDI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而且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IFDI和O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战略实践过程中,各地政府应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区域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加强IFDI、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优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