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的

为了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我国政府采用各种政策限制外来民工的数量,但流入市场的民工仍有增无减。我国的劳动力政策为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呢?本文从经济学“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造成政府劳动力政策失灵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一些理论上的解决方法。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实际上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及降低     

民工的孩子要读书

作为民工主要流入省份之一,新疆每年涌入的民工达160余万人。民工携家带口,其中大约10余万名民工子女处于学龄阶段。民工相对较低的收入难以支付城市学校的学杂费和近千元的借读费,子女入学难的问题随之出现,许多民工子女被迫流离于校园之外。     

广州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历史与根源

关于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原因,现有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主要由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以及个人因素所致.文章以广州市1980至2004年中分行业人口与工资为基础资料,运用模型分析法分析发现,广州外来民工经历了从社会边缘化到经济边缘化的演变过程,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经济收入越来越低,与城市化经济门槛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源在于产业转移平民化导致广州竞争性行业长期以来低附加值、低工资,它在蓬勃发展的垄断性行业的压迫之下,逐步陷入边缘化状态,从而导致以此为主要就业场所的外来民工的边缘化.     

外来民工人力资本的谈判力及其治理

人力资本谈判力是影响人力资本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很少有人以此研究外来民工的人力资本治理问题。本文通过对珠三角民工人力资本谈判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群体性谈判力的概念,并据此提出了珠三角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治理模式。     

劳动力流入和地方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研究

文章引入收入分配边界概念,结合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均衡模型,研究外来劳动力对某一地区收入分配水平的影响.分析表明,如果流入者是某一地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净受赠者,那么,劳动力流入使得该地区的收入分配边界收缩,至少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如果此时给予流出地劳动力转移支付,将使流入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到一个合理水平,劳动力流入地区的所有居民都会获益.此结论不仅对发达地区政府针对外来劳动力流入采取的限制政策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也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进行财政合作,利用收入再分配手段合理配置劳动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建设工地民工学校的调研

浙江作为全国建筑强省之一,建筑业从业人员队伍超过300万人,建筑施工现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贫困地区或边远山区,未经职业培训就进人建筑业,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不高;为提升工程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对建筑民工的教育管理,创建建筑工地民工学校将起着积极作用.     

厉以宁认为:民工潮功大于过

几千万民工离乡背井,向沿海地区流动,不是盲流,而是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他们是有目的的流动。就像当年美国开发西部一样,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厉以宁指出,民工的流入,确实给交通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一些问题,但这不要紧,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解决。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大量民工的参与,治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会这样快,而且民工还把打工挣来的钱寄回家乡,用于改善家乡生活和生产,这对当地经济也是一个促进。     

发达地区外来民工被边缘化问题的调研——对苏南农民工薪酬待遇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薪酬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该文根据对苏南常熟市和昆山市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不同性质企业的农民工进行的薪酬待遇问题问卷调查,并将调查样本分为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两类,通过对比分析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判断出苏南这一发达地区也存在外来民工边缘化现象,进而提出了改善农民工薪酬待遇及建设好苏南用工环境的对策建议。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思想道德素质情况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无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他们的迁徙必然带来子女的迁徙，如何加强外来务工子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到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安宁，更关系到我市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全面了解无锡市外来务工子女思想道德素质状况，切实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采取抽样问卷、个别家访、集中座谈等形式对6所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和4所公办学校的近500名外来务工子女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上海应当重视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及升学问题

根据《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的专项调查数据表明，有47．1％的来沪农民工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外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值得关注。在上海市政府的关怀下，当前在沪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多数孩子能进公办学校学习。调查数据显示，在沪农民工子女进入本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24．5％，在民工子弟学校就学的占12．8％，就读于家乡学校的占62．8％，因各种原因失学的占2．8％。从全市范围来看，进入本地公办学校读书的外来农民工子女比例已高于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比例，失学比例也低于2004年5％-6％的比例。另外，调查反映外来农民工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较高。按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是大多数人对子女的美好愿望，该比例占到45．4％，6．2％的人因各种原因（包括子女已长大工作）选择了“无所谓”，认为至少应读到大专的占6．1％，有5．9％的人甚至认为孩子最好读到研究生及以上，希望读到高中的仅占2．1％，初中、中专比例更少分别为1．2％和0．7％。并且，90％以上的外来农民工家庭表示只要自己的孩子有能力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其念书。外来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看重，说明在子女身上寄托着他们想要改变户籍身份和命运的强烈愿望。[第一段]     

民工家庭城市化经济条件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民工城市化的实际情况,将托达罗模型发展为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对民工家庭城市化的条件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第一,为了达到在城镇定居的最低限度经济条件,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21年,这意味着民工至少工作到45岁左右才有足够的收入完成城市定居过程,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工面临着中年(40岁以上)失业威胁,这成为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第二,实际工资的持续缓慢提高会大大缩短民工城市化的最低工作年限;第三,非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城市化的难度要比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大得多。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和技工荒

200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特别是技工荒的问题，长三角和珠三角争夺民工。从劳动力市场体制本身来看，长三角地区近年来虽进步明显，但仍然存在着诸如待遇低、劳动条件恶劣、社保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处理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问的关系，解决好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入问题，建立覆盖广、种类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青年民工人力资源开发初论

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庞大的群体,青年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目前还是个薄弱环节。开发青年民工人力资源是提高青年民工素质,实现青年民工自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开发青年民工人力资源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重视。     

上海市郊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层危机——农业劳动力的过度溢出

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由于非农产业比较优势的存在,上海郊区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外来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本地农业,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上海郊区1135户农户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郊区现代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其应对策略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在今年出人意料地大范围出现了民工短缺。民工工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与物价上涨形成强烈反差;以及农民收入增加,部分民工转向农业;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为此,我们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提高民工的待遇,保障民工的利益,提高民工的素质,培养高技能的员工,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难题。     

从“民工荒”看农民培训的宏观需求

2004年,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曾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重点地区短缺民工大约占10%,现有1900万民工的广东省大约短缺民工200万人。“民工荒”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缺工的多为“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此导致的企业招工难问题,尤以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最。从农民培训的角度看,“民工荒”的形成实际上说明了以下3方面的问题:1.加强农民培训,对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2004年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技术工人的短缺;甚至技工短缺现象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现已蔓延成全国性的现象。它预示随着产业竞争形势的激烈化,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日益强烈。由此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加快实现由体力型向技术型的转变。顺应这种需求的变化,通过加强农民培训,提高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技能,有利于增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能力,将欠发达地区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填补发达地区的技工缺口有机结合起来。2.能否改善农民的就业和发展环境,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在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推动民工工资上涨的内外因素蓄势已久。以珠三角地区为例,12年来在物价和民工生活成本迅速上涨的同时,民工的月工资仅上涨68元,民工的实际净收入出现徘徊乃至下降的局面。2004年这些地区迅速加剧的普工短缺,实际上是民工和作为民工后备军的农村劳动力面对此类地区长期偏低的工资待遇,较差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所作出的变相抵制,也是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权意识逐步觉醒的民工群体对部分企业变相实行“血汗工资制”的消极反抗。以下两方面的事实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一是根据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因“民工荒”所导致的招工难问题,在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中尤其突出。二是2004年珠三角地区在民工严重短缺的同时,却出现了部分农民工向工资收入更高、劳动条件更好、更适合其发展的长三角地区转移的现象。可见,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期依靠压低民工工资、将民工置身于较差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之下,甚至通过损害民工权益等做法,来支撑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和产业扩张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2004年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凸显的“民工荒”,是在各地经济持续向好、用工需求普遍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意昧着东南沿海地区对民工重利用轻发展的模式,不仅面临着来自同类地区甚至欠发达地区迅速发展的挑战,也逐步丧失了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引力。由于民工短缺,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企业有订单不敢接,甚至难以正常运行。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地区如果继续停留在发展“三来一补”阶段,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甚至继续将牺牲农民工权益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对于外来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就业机会成本提高、土地价格上涨等抬升营商成本的因素置若罔闻,将极有可能错失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从而在国内(下转封二)     

灵活商事登记,为小贩寻找生存空间

近年来,城管与无证小商小贩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无证小商小贩的存在是现实需要的.无证商贩的存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方便,更为广大流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残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外来低层次流动人口等提供了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更是缓解了就业压力,活跃了市场经济.     

我国民工流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我国出现了"民工潮"这一特殊现象。民工的流出流入地及流动范围也具有较强的地域空间分布特征,即多从中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研究了我国民工流的场效应。我国存在五个主要的吸引场,分析了民工流吸引场的特点,剖析了不同区域民工流流动空间差异。通过引力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我国民工流流动符合Harris-Todaro期望收入假设,Schulzt人口流动推拉对称假设和距离衰减假设。由于区位的差异,不同流入地、流出地的民工流影响因素略有不同。     

“三个代表”与四盏路灯

好几年前，我村竖了电杆，装了路灯。从此，全村百余人家及外来民工走夜路就不再犯愁了。今年，不知是什么缘故，原来通明的七盏路灯有四盏不亮了。为确保行人安全和防止窃贼，村党支部和村委领导又及时派员将四盏崭新的路灯换了上去，为此，村上百姓夸赞说，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得从一盏灯、一条路这些实事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