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人才新政”能否提升创新绩效?——基于出台新政城市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人才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资源,人才政策是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有力工具之一。本文以2010—2018年全国280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多维度、稳健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人才新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绩效,但不同政策工具的创新绩效存在差异,其中保障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高,而奖励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低;在政策贯彻落实方面,数字化平台应用、发文部门数量、人才新政传导层级对"人才新政"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人才新政"通过改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调整人才结构的路径影响地区创新绩效。通过城市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新政"存在马太效应,即政府支出及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东部地区,"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显著,及时校正现行的"人才新政"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最后,通过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分析给出优化方向,东、中、西部地区应分别着力于保障型、发展型及奖励型的人才政策导向;高政府支出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效果要优于奖励型和保障型;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绩效要优于保障型政策、奖励型政策。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异质性科技人力资源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人才政策,政策重点从以往的聚焦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转向形成覆盖高层次科技人才、青年人才、甚至应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顶天立地"人才政策体系,以形成地区科技人力资源集聚规模优势.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科技人力资源统计规范和制度,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等范围较窄的统计指标进行替代,难以适应国家和地区人才宏观管理需要.因此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科技人力资源内涵界定,探索提出适应我国基础统计资料现状的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测算方法,测算2001—2017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认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仍呈现东部高度集聚,中、西部规模较小的特征.进一步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人力资源聚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规模、创新活力、文化教育和居住环境是核心层科研人员集聚的重要因素,但范围更广大的科技人力资源集聚与地区薪酬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生活成本不相关;高技术产业规模、文化教育水平是东、中、西部科技人力资源集聚的共同影响因素,此外东部地区受到地区薪酬水平、创新活力和生活成本影响更显著,西部地区则仍受到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继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作用,中、西部地区重视打造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平台,逐步减少政策对人才流动的直接干预,通过科技力量布局倾斜间接引导人才向西部地区集聚.     

区域辐射中心人才集聚指数与辐射力关系研究

准确测度区域辐射中心人才集聚指数和辐射力水平并深入探讨二者相互关系,有助于检验各省份人才政策的实效性和为区域辐射中心建设提出路径建议。本文选取17个典型省份作为区域辐射中心研究样本,采用区位商法和回归分析法开展研究表明,区域辐射中心建设进程中存在明显的“人才政策—人才集聚指数—辐射力”交互推动关系,且区域辐射中心人才集聚指数与辐射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才集聚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辐射中心辐射力提升0936个百分点。相反,区域辐射中心辐射力提高1个百分点,人才集聚指数提高1068个百分点。区域中心辐射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二者对人才集聚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6和056。研究成果为区域辐射中心建设指明了路径：人才政策应聚焦集聚科技创新人才和金融服务人才,辐射中心应结合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性、特色化产融合作平台,建立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与人才集聚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辐射力和金融服务辐射力来提升区域辐射中心辐射能力。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河南科技创新人才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作为竞争和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而科技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影响科技人才作用发挥的根本因素。系统阐述了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创新能力的现状,并对比分析了郑州市和其它14个副省级城市在科技人才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国家创新型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设目标下,不同的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推出。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目标,2006年推出了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连同更早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成为助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之举。文章在分析政策创新效应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协同创新效应。（2）借助创新平台建设、政企关系改善、要素市场完善和服务环境优化等,创新型城市政策强化了创新型企业政策的创新效应;此外,通过为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增加税收优惠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措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和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呈现出协同创新效应。（3）借助自身资源基础,国有企业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和福利效应更强。文章分析了国家创新型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为未来创新型政策组合设计、...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将创新作为引领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策略。本文将国家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显示：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且动态效应随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异质性影响分析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中部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更严格城市以及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产品动态调整检验表明,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持续出口的高复杂度产品相对份额,并且加速了低复杂度产品退出市场,但对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关键途径,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未能发挥渠道作用。因此,应引导更多城市步入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基于38个城市的事件史分析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合作既是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此,以27个省（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科技人才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2）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合作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学研耦合度大于0.524时,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3）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协同政策组合效应优于西部地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各省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优化产学研协同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人才政策演变、趋势与展望

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对指导未来科技人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对1978-2017年我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文献计量和共词分析，梳理和探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整体状况、发展过程及趋势。从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国家级各部门政策文件内容两个方面，将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分为恢复调整、深入改革、战略导向及创新发展4个时期，分析了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变迁历程中的特点及各阶段政策关键词，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等探讨了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变化趋势，并展望了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走向。     

科技人才激励因素的组态路径研究——一项QCA分析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激励。但是，鲜有文献对科技人才激励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辽宁省247名科技人才为调研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激励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多重互动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结果显示：薪酬制度是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的必要条件，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存在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高绩效考核、高薪酬制度和高工作自主；第二条路径是高绩效考核、高薪酬制度和高组织支持；第三条路径是高薪酬制度、高工作自主、高组织支持和高成就发展。科技人才非积极工作投入存在两条路径，且与科技人才积极工作投入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研究:政策工具与创新创业过程视角

在全球人才流动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通过构建政策工具—创新创业过程二维框架，以浙江省“九五”至“十三五”期间颁布的海外人才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编码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数量增长迅速，从“十五”至“十三五”开局之年政策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政策发文主体较多，但协调性较弱，浙江省财政厅是重要联合发文主体;从政策工具维度而言，供给类和环境类政策过溢、需求类政策偏少;创新创业准备阶段缺乏环境型政策，起步阶段缺乏供给型政策，发展阶段缺乏需求型政策。最后，提出优化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     

嵌入理论视角下军民科技人才共享模式、困境及治理

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我国军工科技人才和民用科技人才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无法有效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基于嵌入理论，分析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的嵌入制度基础、嵌入需求基础和人才趋同基础。根据嵌入性质与人才隶属关系改变与否，提出虚拟嵌入、实体嵌入和智力嵌入3种军民科技人才共享嵌入模式。分析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政策、嵌入结构和嵌入渠道等方面的困境，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     

什么样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基于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人才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优化科技人才宏观生态环境进而打造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探究宏观生态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生态系统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样本,分析多重因素构成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表明：文化教育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提升科技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即科技创新主导型、科技创新主导下的宜居文教驱动型、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主导下的经济科创驱动型、公共服务主导下的文教驱动型;存在6条阻碍科技人才集聚的路径,且与提升科技人才集聚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本文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才头衔能否提升科技人才职业成就动机——来自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证据

职业成就动机是提升个体创新能力和促进创新行为的核心要素，由国家各类人才资助计划催生的人才头衔能否进一步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备受关注。依据成就动机理论和综合激励理论，建立人才头衔、职业成就动机与创新成果产出关系理论模型，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14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人才头衔与职业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技人才的成就动机普遍较高，人才头衔对科技人才成就取向、努力取向、专业充实取向和社会责任取向维度的职业成就动机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提出完善国家人才资助计划体系、处理人才头衔与人才考核关系、发挥人才头衔对科技人才的正向激励作用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