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双委派”：国企财务监管新思路

国企中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监管方式的制度安排本身导致监管人与国企“内部人”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实行独立财务总监与财务负责人双委派，可能是国企财务监管的新思路，文章还对“双委派”的运作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影响研究

文章建立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心理资本和工作绩效关系模型,证实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管理人员心理资本由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构成,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由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和适应性绩效三个维度构成。以国企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管理人员的自我效能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希望维度分别对任务绩效、关系绩效以及适应性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韧性维度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限薪、晋升激励与国企高管风险承担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的年度,对研究没有显著影响。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落户门槛、就业歧视与农民工同乡聚居

结合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机理。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会因户籍性质而存在差异，落户门槛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拥有外市户籍农民工的同乡聚居概率。机制分析表明，就业歧视是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机制，即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越严重，为了规避就业歧视以更好地实现就业，进而会选择与同乡聚居。基于此，研究认为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调整力度，放宽放开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消除城市就业歧视。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社交媒体背景下顾客参与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双调节模型

基于社交媒体视角，将顾客参与划分为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3个维度，分别研究其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交媒体导向和社交媒体能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8家中小企业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导向在信息提供、用户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人际互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存在倒“U”形调节作用；社交媒体能力在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与社会共治

网络餐饮为消费者就餐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对潜藏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系统分析了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与机制,并识别了不同监管主体的调节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海市消费者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网络餐饮存在“柠檬市场”困境,便捷偏好、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和媒体监督下,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困境被缓解。此外,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也能削弱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文章认为,完善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需要在社会共治理念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主导型治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型治理转变。     

社交媒体背景下顾客参与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双调节模型

基于社交媒体视角，将顾客参与划分为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3个维度，分别研究其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交媒体导向和社交媒体能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8家中小企业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导向在信息提供、用户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人际互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存在倒“U”形调节作用；社交媒体能力在信息提供、人际互动、用户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管理角色动机、晋升机会认知与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笔者运用问卷调查,以335名科层企业管理者为被试,考察了管理角色动机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晋升机会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管理角色动机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角色动机的四个维度中,决策和学习意愿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晋升机会认知的一个维度--积极认知,在管理角色动机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公司现金持有: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7~2015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时,公司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降低,体现了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持股、两职分离、产品市场竞争、投资者保护)能够约束政治晋升高管的私人收益行为,降低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晋升使国企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获取私人收益,增加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该研究结论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经理人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     

地方政府竞争: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2000-201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基于中国政治晋升和“财政联邦主义”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如何利用税收自主权发展区域经济的背景,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区域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的内生关系和集聚是否对企业产生锁定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等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不同策略的税收竞争行为但没有导致“逐底竞争”现象;省域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间呈现倒U形内生关系和“天花板”效应;两者在“天花板”出现之前表现出正向内生关系,空间集聚降低了公司对税收竞争的敏感性,对企业区位产生锁定效应,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实现集聚租金收益;但这种关系以及税收竞争程度和策略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