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投资行为与股票市场稳定性研究——基于VAR模型和M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笔者基于VAR模型和MGARCH模型,利用总量数据,对基金投资活动与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及其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基金的投资活动与股票市场波动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机制,基金投资活动已开始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形成影响,但基金没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从波动溢出效应看,基金投资活动与股票市场波动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较小。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我国基金市场存在“赎回异象”吗?

近年来,国内学者普遍使用基金短期(季度)回报率作为解释变量,基于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对我国基金"业绩—资金流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基金市场存在"赎回异象"的结论。本文分别以基金中长期(年度)的原始回报率、市场模型及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调整后的回报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基金滞后年度回报率对资金净流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投资者总体上"追逐业绩"而非"反向选择","赎回异象"不过是一种假象。与此相关,本文还发现,与海外研究结论明显不同,我国明星基金不能获得超额的资金流入,投资者并不热衷于"追星"。最后,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基金市场业绩激励机制的建议。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绿色开放式基金绩效与资金流量关系研究

绿色开放式基金作为促进绿色产业与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投资基金,既是新的融资工具,也是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在树立投资者成熟投资理念、优化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和传导机制等方面有巨大潜力。本文借鉴传统基金绩效与资金流量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以2015—2018年18只绿色基金为样本,采用三因素模型对绿色基金绩效进行评价,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绿色基金绩效、投资者关注与资金流量的关系。研究发现,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能很好地解释绿色基金的绩效表现,绿色基金绩效弱于传统基金和市场组合;绿色基金绩效的改善和投资者关注的增加都可增加其资金净流入,且投资者偏好小规模、存续期较短的绿色基金。为促进绿色基金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基金公司、标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力。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延长退休年龄还是增加缴费基数： 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预期养老金支付严重不足的挑战。本文基于总量视角建立基础养老金收支模型,利用中国人口预测数据,分别测算基于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缴费基数”两种不同的改革策略未来30年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并评估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基金支付压力作用明显,但存在增加就业压力等负外部性。“增加缴费人数”亦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困境,且不存在负外部性,但推行时间缓慢,或将产生新的公共财政压力。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基金家族的造星策略——基于共同持股股票收益率差异视角

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明星家族基金在共同持股股票上的收益率差异及原因。文章设计了一种对基金在共同持股股票上表现的打分方法,发现明星家族基金在共同持股股票上的绩效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被基金经理的"能力"差异所解释,而可能源于基金家族的"抬轿"策略。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管理公司的"抬轿"策略随市场行情的不同而不同,熊市中"抬轿"行为更加显著;此外,绩效和管理能力较低的基金家族更倾向于采用"抬轿"策略。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中国基金家族内部利益输送行为研究

基金家族的繁衍和扩张是近年来国内外基金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基于基金资金流-业绩分段线性函数,构建了基金经理和基金家族行为模型,分析表明基金经理风险投资决策取决于其投资管理能力,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则取决于其资金流-业绩关系。利用2008至2016年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家族高-低价值基金组合月度收益率的差异比不同家族基金组合的差异显著高约9-13个基点。这意味着样本区间内中国基金家族存在由低价值基金向高价值基金的内部利益输送行为,而且基金家族的年龄越大、规模越小,其利益输送行为越显著。研究从投资者行为的新视角揭示了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生成机理,凸显了以投资者行为为基础完善中国基金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经济负债、金融稳定与明斯基周期*

我国是否逼近“明斯基时刻”成为当前经济关注的热点。本文首次基于明斯基周期核心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构建投资负债系统模型，应用面板VAR模型，从公司层面实证研究我国经济是否存在明斯基周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主体负债率在经济扩张期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性，负债对投资的负向影响在经济扩张期表现最为显著，上述两点结论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观点相冲突，说明根植于西方自由金融市场土壤的明斯基周期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当前阶段也存在“金融拖拽效应”，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进一步明确去杠杆的重要性。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能有效破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吗*——基于不同人口政策效果情景的分析

本文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金收支缺口模型,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城镇出生人口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测算了“全面二孩”政策不同实施效果情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推迟城镇总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同时会增加人口峰值的规模。（2）政策效果在悲观和折中情境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只是推迟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口下降拐点出现的时间,改变不了参保职工人口下降的总体趋势;在乐观情景下,可以保持参保职工人口的基本稳定。（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有利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政策效果从2037年开始显现,三种政策效果情境下弥补当年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为36%,52%,68%。影响效果从2040年开始逐年减弱,到2050年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至11%,27%和50%,不能改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