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居住面积是否应该包括客厅

广州市1985年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三个数字:4.65平方米、5.59平方米和7.859平方米,最大值和最小值竟然相差3.209平方米。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对“居住面积”指标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先看计算公式:人均居住面积=住宅居住面积/城市人口可见人均居住面积取决于住宅居住面积和城市人口两个数据。“城市人口”的概念比较明确,城乡建设部规定它是指与房屋居住面积统计范围相一致的居住在市区和市郊的非农业人口数。这一数据可从公安部门的常住人口统计中取得。但“住宅居住面积”这一指标却无法在定期统计中取得实测的全面统计资料;现行计算方法,一般用折算系数计     

关于“数字化经济”的基本理论

本文针对纷繁的数字化经济现实以及学界、经济界对其的热议，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层探索和冷静思考，试图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基本概念、基本方法论、产权界定、价值和价格决定、统计理论依据的问题层次逻辑来安排结构，探索论证：“数字化经济”是比“数字经济”更能准确概括现实的概念，“数字化技术”与“数据”是另一组基本概念；“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现实世界与孪生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变”与“不变”?不过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作为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前提是合理界定和保护其产权，并提出了相应的界定和保护原则；无论“数字化技术”还是“数据”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仍然可以运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加以解释，定价还是遵循基于抽象劳动和价值的供给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需求方共同决定的逻辑；数字化经济统计的理论依据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产业化”的部分统计为“数字化经济”,“产业数字化”部分统计在所在产业或部门。     

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

(一) 由人丁数字来推算人口数字是清代人口计量中的一大难题。 1.清初的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 清代至乾隆六年后有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问题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人口数字应如何计量,现有的“人丁户口”数字应如何看待。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的“人丁户口”数为一千几百万,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超过二千万,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2,642万,乾隆六年(1741年)一下子增到14,341万人,七年之后人增五倍,未免突然。过去在十一种著述中都肯定乾隆六年前的数字是人口数,认为清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经过恢复,人口增长是极快的,而快是快在乾隆之初。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之表示怀疑,认为自顺治到雍正,“人丁户口”数字实是单指男丁而言,     

统计数据质量亟待提高

统计数据的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也是搞好统计监督和服务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我们把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放在统计工作的突出地位。本文拟从分析统计数据造假的主要方法、主要目的入手，揭示出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措施。一、统计数据造假的主要方法１．在内容上有多报少报之分。一般而言，考核政绩的硬指标，涉及地方利益、局部和个人利益的有关指标，如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国内生产总值等数字，多是虚报浮夸，“水份”较多；而人口出生数、人口自然增长率、耕地面积等数字，…     

碳排放、家庭与城市发展

本文利用我国2006年74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各个城市一个标准家庭的碳排放进行了有效估算并进行排名。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指标时,淮安和宿迁是最“绿色”的城市,大庆和牡丹江是最“灰色”的城市;即使在最“灰色”的城市大庆,一个标准家庭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仅是美国最“绿色”城市圣地亚哥的1／5;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增长、收入、气温和城市化发展模式等因素对碳排放均有影响,家庭碳排放量与一月份平均气温显著负相关。     

有感于“数字先空着”

近年来，有些单位的文秘和财会人员写总结、汇报材料或填报报表时，常常会出现。数字先空着”的现象。“数字先空着”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关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材料或报表上只有留下“数字填空”；另一种是有关数字已经统计出来了，领导指令文字和财会人员不忙填写，因如何上报还没有拿定主意，要等待观望其他单位的“动作”，然后“研究”确定数字。前者出于无奈，无可非议；后者出于某种目的，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令人颇多感慨。时下，统计数字“玩水”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群众称之为。数字腐败”。有少…     

对社会经济统计学的认识

在传统习惯中,常常把“统计”、“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统计学”这些有关的概念混为一谈,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统计”是个广义的概念,具有“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学”三种含义。三种含义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由实践到理论全部认识过程的三个方面。由于社会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统计学”又形成为一门多科性和跨领域的科学,在社会科学中有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统计学等,在自然科学中有生物统计学、化学统计学、天文统计学等,在数学中有数理统计学。     

浅析如何加快统计现代化建设

一、正确理解统计现代化 统计现代化作为政府统计改革的目标,是统计“十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然而,对于“什么是统计现代化”,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广义的“统计”有三层含义：统计活动、统计资料和统计学,分别代表统计活动的过程、结果、原理与方法。而根据辞典的解释,“现代化”意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现代化”的标准也各不一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信息、网络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现代化”的标准必然烙上高新技术的烙印。     

数字游戏

美国证交会主席阿瑟·利维特的这篇文章,本刊编辑认为值得一读。这是因为,大洋彼岸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证券市场上种种“不法之行”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利润操纵”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看看美国人如何看待此类事情,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阿瑟·利维特先生把这种操纵利润行为称之为“数字游戏”,但我们却希望不要以游戏之心来看待此类事情,不信,看看琼民源事件就可以知道分量轻重。“数字游戏”一类事情,往往与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和会计事务所关联,了解“数字游戏”的黑幕,有助于市场监管者睁大眼睛盯住他们,这就是:不许造假。     

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

唐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笔者最近调查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字远远没有达到百万,只是它的一半多一点,即五──六十万之间。 正史里从没有过“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长安城人口百万之说的学者,主要的依据是唐人的诗文对长安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诗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出门》也有这样的诗句:“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中亦云:“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另外,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对长安的人口也有这样的记载:“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分析以上数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的数字都是笼而统之的说法,没有经过实际统计,有的干脆是为了诗文的押韵而作,因而可信程度不大。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三农”问题成因的机理分析:基于劳动力单向流动的视角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三农"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长期性的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尤其是劳动力单向流动,是导致"三农"问题长期化的根本原因。     

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结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得到了相关法律的承认与保护,使得他们在法律上与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同等的地位;然而,农民工的合法行动却经常遭遇失败,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更加激进的公开抗议方式。通过阐述政治过程理论的相关命题,本文假设,国家与地方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削弱了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这个假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治因素如何造成农民工“司法动员”的失败,而“司法动员”的失败经常导致农民工抗议的激进化。     

乡镇财政解困研究:基于基层政区改革的视角

乡镇财政困境成为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对此的破解思路也已有诸多探索。然而总体来说,多数学者将乡镇财政解困的研究视野锁定在乡镇财政体制机制上,忽视了乡镇财政体制与基层政区组织之间的逻辑关联与互动效应。文章试图通过理论分析、逻辑推理来指出基层政区改革是研究和破解乡镇财政困难的一个恰当视角,并进一步通过文献佐证和案例印证来证实通过基层政区改革来实现乡镇财政解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农"问题形成原因探讨——基于劳动力流动的分析视角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三农"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症结在于要素性资源的单向流动.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rust in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Trust i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to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eople's welfare by alleviating market failures caused by imperfect information, costly enforcement, or coordination failures. Using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2018, we estimate the impact of village and district levels inequality on trust in institutions in Indonesia. We find that higher village level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ly on trust in strangers, while higher district level inequality reduces trust in television, the pr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ourts, and the police. The implication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inequality at the aggregate level in check to maintain people's trust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state institutions.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中国古村落旅游企业的"共生进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一种分析

中国古村落旅游作为旅游市场上的一颗“新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会,虽说理论界和实业界已是对其作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探索,但是现实问题依然很多,致使古村落旅游既缺乏产业意义,也缺乏旁侧经济拉动意义。文章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从中国古村落旅游企业“共生进化”的环境条件、运作模式及能量生成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古村落旅游企业之间及其与其它关联企业之间的“共生进化”问题,其目的是为古村落旅游企业如何拉长其产业价值链和增加其旁侧经济效应提供理论上的决策依据。     

从现实路径上剖析学生的“学而不信”问题

沿着现实的路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学而不信,知而不行＂问题很突出,有违思想政治教学之宗旨,更严重影响素质教育方针的贯彻与落实,把捉＂学而不信,知而不行＂问题之现状,透视问题之原因,为扭转此问题找到实质性的对策。     

导致明朝衰亡的两个因素:财政体制与社会基层自治

本文就明代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的基层自治问题进行探讨,并从这个角度解释明朝财政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明代封闭的财政和管制体系是其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其具有自治特点的乡村保甲制度与宗法制度是冻结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使财政逐步恶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