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的数据检验

运用主成分分析、VAR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对1978—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农村传统正式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但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仅有农村非正式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来自中国1980-2004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1980-2004年的实际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和影响机制。与已有的中国金融发展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论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发展也显著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另外,本文还发现,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这种影响是通过资本积累、农村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等各项渠道实现的。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基于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层面,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无明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发展、金融服务创新和金融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研究成果,并在分析其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运用VAR模型、VECM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以甘肃省为例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内甘肃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短期来看,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金融融资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揭示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出发,对已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实证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最后,分析了问题的原因。     

基于VAR模型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研究成果,并在分析其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运用VAR模型、VECM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以甘肃省为例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内甘肃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短期来看.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金融融资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揭示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 ～ 2011年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长期看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金融发展效率并没有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投资结构实证分析

文章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典型相关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农业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农业投资结构各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发现,农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关系最为紧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呈现最大相关,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则与农村居民个人投资呈现最大相关;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我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需求还不协调。研究结果为探析当前我国农业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农业投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比较

社会资本对理解转轨情境下的当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十分重要。采用中国东、中和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中国转轨时期不同制度水平下社会资本、金融发展及其联合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正规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发展的联合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非正规金融与社会资本的联合效应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制度越完善,这种负面效应越明显。因此,在深化制度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社会资本结构优化和平衡,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分别以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结构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无论是金融抑制论还是金融结构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对于模型1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而模型2并没有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从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力度来看,金融抑制论对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而金融结构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要强.因此,在强调市场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更加关注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理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波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1

本文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似乎消费需求波动越大，而在低收入地区，收入不平等越大，消费需求波动反而较小。本文找到证据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中影响消费需求的短期波动是不同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快低收入地区如中西部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步伐，加大金融发展相机调整的力度。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运用1981—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却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两个指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依然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其反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存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同样结论。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金融结构、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

虽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著作颇丰,但金融结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却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金融结构的差异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而进一步的分解分析还表明,在金融体系的内部,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市场渠道,其基本的实现机制是:银行的发展增强了私人部门信贷的可获得性,同时银行具有事实上比股市更为重要的融资地位,从而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

金融中介和增长的关联问题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广受关注。金融中介的深化增加投资的流动性,提高金融资源的回报,从而提高生产率,所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本文利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各地区生产率变化如何受到金融深化过程的影响。通过构建对金融深度的适当测度,本文发现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呈显著为正的关系。考虑到沿海和内地金融深化模式的差异,既然地区差距越来越被认为是与生产率差异相联的,这一发现同时解释了中国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     

危机损失、经济复苏与金融结构比较——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更能摆脱危机

本文从比较分析视角出发,研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同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利用57个国家从1960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选择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时,才能降低金融危机的损失,提高经济复苏速度,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的最佳选择则是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最后,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收入水平、金融结构与国家技术创新研究

利用85个国家1989—2011年的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不同收入水平下,金融结构对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高收入水平国家偏向于金融市场的金融结构更加有利于技术创新。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思想,对该结果进行了解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创新结构不同,即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的比例不同。从事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的企业在风险特征、企业规模方面具有差异,这要求不同比例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与之匹配。由此,创新结构决定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因此,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最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该结论强调了考虑发展阶段因素的必要性,为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创新型增长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综述及展望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系统只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尤其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设,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与创新型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需要在制度、政策和监管体系上不断完善与变革,逐步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