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

一国总投资规模的大小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FDI正是国内总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FDI在我国的资本形成效应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并建立协整模型、ECM模型,实证分析了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指出,FDI可以积极促进国内资本形成,且其短期影响更加明显.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贸易额相关性分析

文章通过1984~2009年出口贸易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额等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得出出口贸易的增加可以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差距的变化不会影响到贸易的增减。     

中日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通过运用EViews6.0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中日进出口量的近30年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构造出能反映经济意义和具有协整平稳性的时间序列模型.根据得出的回归方程,结合现有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给予结论的分析.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多少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对科技的财政支持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国房价与城镇家庭贫富差距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1987～2008

本文选择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与城镇家庭欧希玛指数分别表征我国房价与城镇家庭贫富差距,在对两者取自然对数后,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探求1987年～2008年两者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①两者都是1阶单整序列,最小二乘法可用于建立两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但应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回归模型的自相关性;②两者是协整的,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后者对前者的长期弹性是0.523;③两者间短期波动明显,且后者对前者的短期弹性是0.756.最后,解释计量分析结果,并提出打破房价上涨和城镇家庭贫富差距加大之间恶性循环的政策建议.     

中日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通过运用EViews6．0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中日进出口量的近30年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构造出能反映经济意义和具有协整平稳性的时间序列模型。根据得出的回归方程，结合现有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给予结论的分析。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多少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对科技的财政支持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0-2009年江苏省农村经济、金融相关数据,运用格兰杰检验和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并通过建立OLS模型及灰色关联模型对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及其依存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存在很高的依存度和关联度,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作用尤为重要。基于分析结果建议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度实证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视角

本文采用山东省1988—2009年的数据,运用ADF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状态空间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动态变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下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选用山东省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时间序列数据考察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间的关联机制。根据数据生成过程完成了时序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修正了传统的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进而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间的长期协整机制。最后,给出了新经济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财政职能问题是我国财政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它对我国财经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介绍了我国财政职能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概况。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入了财政职能论,这主要是“使命观”、“作用观”的“财政职能论”。此后经过数十年发展演变,到70年代末转到“客观功能观”上来了。到了90年代,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财政理论界呈现出愈益强烈的转向“职责观”、“任务观”的趋势。这些变化,是由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不同经济体制背景所根本决定的。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介绍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前身为青岛海洋大学经贸学院会计学系，成立于1995年1月6日，在此之前系青岛海洋大学经贸学院管理系下设的财务会计专业，于1978年开始招收专科生，1994年设置会计学木科专业，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木科生。     

农民增收的曙光初露——苏州市吴中区农民增收问题调查

前一阶段，我们围绕农民增收问题，对吴中区进行了调查，我们总的印象是：农民较大幅度增收的曙光初露，2004年能不能成为农民收入增长从滞缓到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不断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历史性拐点，还有待时间验证，但不管未来的发展如何，2004年农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势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喜上眉梢的年份。     

董事会的性质与国企董事会的出路

公司是企业演变的一个更高级形态。现代意义上的董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董事会一方面是股东力量互相抗衡的场所,另一方面是联结各利益相关者的中枢机构,具体而言应具有战略性、调和性、独立性、问责性。国企董事会尚存在政企不分、职责定位不清、独立董事功能有限等问题,政府应首先让董事会独立行事,然后对其问责,同时寻求高素质的董事,促使独立董事主动为小股东利益代言。     

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后评价创新初探

文章以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的特点为基础，从体制因素、评估主体、资源约束、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后评价的缺陷；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揭示了该项目后评价的意义所在。最後，着重从项目的影响后评价和可持续後评价两方面探讨了完善其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     

浅析大学生生命观教育

大学生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忽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实现人生价值,培养大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本文浅析目前大学生生命观缺失的主要表现,如部分学生缺乏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把具有创造性的生命看成是线性的动物水平的生命;大学校园中不时出现自杀或杀人的现象,这都体现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如今部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反思,容易走极端,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家庭和社会忽视了对孩子进行生命观教育,其次是学校缺少完整的生命观教育体系,再者是我国生命观教育领域资源紧缺。针对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现状及成因,本文提出了其解决途径及方法,即转变观念,加强家庭教育及引导;加强相关师资力量和课程建设;灵活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实践教育。     

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框架

公共支出效果评价是公共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公共支出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厘清公共支出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职能中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才能建立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就是对公共支出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职能中实际发生的作用进行评价。宏观经济稳定的指标具有多维性，且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机制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所以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呈现出综合性、复杂性、事后性、长远性等特点。     

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计息周期与计息次数的确定、税收变动的影响、内部收益率的试算和不确定性分析等疑难问题,对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作用.     

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的职务发明制度之殇

学生群体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国长期采用职务发明制度来规制科技创新成果权属,却忽视了学生与高校间不具备雇佣关系的逻辑前提,加之高校凭借强势地位进行扩权管理及师生群体默认“代际补偿”等原因,共同导致以补偿制度掩盖权利对价不公的非逻辑理性制度长期存在。因此,重构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模式应摆脱职务发明制度思维的桎梏,重新回归发明权属一般规则。同时,基于学生对教师依附性及高校对科研过程物质支持的考虑,构建两层次法律规范——科技创新成果权属依据学生创造性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再由高校与学生约定权属划分,法律仅规定“缺省规则”兜底。该模式既符合权属分配正义,又可以促进成果转化,是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     

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的分析从教师视域出发,选择企业规模、经济实力、人力资源稳定性、战略目标、人才培养质量、师资水平、二级管理、文化兼容、政策支持、法律法规支持以及交流沟通平台建设11个测度变量,作为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达成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设计与调研,借助信度与效度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企业规模、人力资源稳定性、人才培养质量、政策支持、交流沟通平台建设对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的达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基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企业应逐步扩大经营规模、维持校企合作参与人员的稳定性,高校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政府应搭建多渠道交流沟通平台、制定具体激励政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