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改善。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本文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得出如下结论: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垄断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并不断保持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率。因此,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是以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为坚实基础的,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国有企业垄断扩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国有企业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背景出发,利用2002—2013年期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100强的财务数据,采用Pair-copula技术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垄断扩张和规模扩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检验了垄断扩张和规模扩张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2009年后"国进民退"现象呈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国有企业绩效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国有企业绩效与企业垄断扩张显著负相关;在垄断扩张的条件下,规模扩张与国有企业绩效的局部相关关系非常弱。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垄断扩张并没有提高国企的经营绩效,政府需要谨慎对待"国进民退"现象。     

高管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兼论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

本文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和行业环境、内部创新环境,特别是内外部环境的纽带要素——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当高管所在企业与高管曾经的政治背景隶属于相同省份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相比不同省份更强,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国有企业所在省份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利润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实证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垄断程度对其利润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但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纳入到模型后发现,垄断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不明显,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国有企业的R&D投入上。经过分析,本文认为,政治俘获理论在我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而国有企业高管去行政化改革将有利于改善政治关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激励扭曲下的管理层收购

传统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绩效下降后的管理层收购是明晰企业产权,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理性改革。本文分析指出,实践过程中供求双方激励扭曲下的管理层收购反而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从需求角度而言,攫取由双边垄断的交易结构和以净资产价值为基础的交易价格共同形成的巨额“交易利润”是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主要动力;从供给角度而言,预算约束硬化下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各级政府总是存在卖出亏损或绩差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均衡分析表明:在法制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时期,管理层通过关联交易、操纵项目投资和财务报表等灰色方式制造企业绩效恶化的假象,却可能无损于企业真实绩效;而随着法制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使企业绩效真正地变差反而可能是管理层的最优选择。     

垄断、分工与市场

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面临着垄断的指责，但这种指责却是极其模糊和偏颇的。本文从时间与空间对垄断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垄断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状态，其基础源于分工，是一个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扩张的过程。笔者认为，从这种理论概念的澄清上可以看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绝大部分对于垄断的指责是偏颇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的。     

推进辽宁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选择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辽宁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改革整体上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背景下,为从根本上促进自然垄断产业的长远发展,激励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减轻财政负担,满足社会对自然垄断产业尤其是公用事业长期的、稳步增长的需要,必须重视并加强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本文揭示出辽宁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理论症结,旨在新的视角下,探寻推进辽宁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战略对策.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本文主要在对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演变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判断和分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我国银行业仍处于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这种垄断竞争机制刺激了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使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我国缺乏前提条件,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遭到损害,致使我国银行业的绩效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应加快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和允许各类商业银行之间的市场化并购重组、适当放松中小银行的准入条件等,促进银行体系提高整体竞争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转轨期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源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较为低下。对这一问题,经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均不能令人满意。论文在评述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基于制度安排差异而导致的缺乏创新型人力资本、创新动力与能力双重不足,是转轨期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战略上改进国有企业绩效,应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核心,重塑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战略。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责任审计指标体系研究

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责任审计是评价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技术创新能力的一项全面、系统的审计方法。技术创新绩效责任审计模式能有效改变国有企业只注重科技创新短期效果的错误观念,对促进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责任审计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将技术创新绩效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对其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分析结果将成为评价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依据。其中,隐性绩效和显性绩效分别代表不同含义,隐性绩效是针对管理层的一个重要审计元素,主要由技术积累和外部效益组成,显性绩效主要由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组成。隐性绩效是衡量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是否满足经济性、高效率性等的重要指标,显性绩效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或者新技术产生的新工艺、新产品给企业带来的经济结果,隐性绩效和显性绩效两者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责任审计指标体系。     

后危机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机理与路径选择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重组的步伐,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与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政府作为国有出资人代表的理性选择。国有资源应逐渐向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对国有企业重组和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垄断与竞争性评价应立足于对经济绩效的考查。国有企业重组的发展模式应建立在股份制改革的实践基础之上,要突破企业层面重组的单一模式,寻求基于产业、资源、价值与能力为依托的其他多层次选择路径。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政策调整*

本文从产业发展政策和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政策两个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积极意义,探讨了目前产业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保证产业发展战略的实现和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中具有积极作用;在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慎重把握行政性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实现政企分开,侧重于创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应区分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并侧重于通过机制设计和价格管制限制自然垄断环节的市场势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冗员问题研究

科尔奈发展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国营企业冗员现象的解释。然而这类文献有时忽略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往往会让国有企业(SOES)追求一些非经济目标,并通过补贴和政策性贷款来为此提供资助。通过对大约700家国有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情况下,预算约束的硬化是直接导致九十年代初中国国企冗员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ROVISION OF PATERNALISTIC GOOD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s for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whose costs are subsidized for paternalistic reasons. We model the choice of a benevolent regulator who wants to maximize consumer welfare in a setting where quality cannot be verified and the good provided is fully subsidized. The choice is thus made between two types of providers (profit maximizers and altruistic providers) and two frameworks (monopoly franchise and quality competition).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performance of mixed markets is always dominated by pure forms. Moreover, although making efficient providers compete for the market minimizes cost, the choice of quality competition with altruistic providers may be preferable from a welfare point of view whenever service quality is relevant and the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is not substantial.     

所有制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授权和培训会提高员工满意度,进而减少工作中的退缩性行为;相反,团队合作却会降低员工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有所不同。     

基于EVA的业绩评价对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企业投资行为与管理层业绩评价方式息息相关,良好的业绩度量方法能够影响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文章结合国资委对央企全面推行的经济增加值(EVA)业绩考核体系,利用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EVA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EVA业绩评价体系的实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够抑制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基于上述结论,从国资委EVA的指标修正和央企投资决策两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