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互关联、彼此促进、融合共生。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19年16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成都、绵阳和重庆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往往新型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趋势明显，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90%以上的城市属于领先型地区，且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成都、重庆和绵阳与其邻近城市有较大差距，亟待发挥带动作用。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

基于Super-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分析2005—2015年江西省11地级市城镇化效率的静、动态特征,并对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进行时空分析,旨在为江西省及其他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江西省城镇化效率整体上有效,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增长率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及其变化差异显著。(2)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省内贫富差距悬殊。(3)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两者趋向协调发展;耦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分布,江西省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侧阶段,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U"型分布,江西省处于"U"型右侧阶段。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人口—经济—空间视角下山东省城镇化时空演变

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三个维度及其相关关系出发,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选取山东省2006、2013年截面数据,运用均方差赋权法、耦合度分析法、Jenks自然最佳断裂点分级法,比较分析了人口、经济、空间城镇化程度及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山东省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快提高,但当前仍是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的初级阶段,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增大,但整体耦合水平仍然不高,处于中水平耦合阶段,趋于协调发展。各地市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且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程度比较高,多数地市处在中高水平耦合阶段;鲁西南各地市的发展水平、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与东部各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北大核心

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典型样本,运用2013—201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体系,测度“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基于GIS探求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研究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华东地区常年处于高位,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增幅较大,同时,随着各地区相关政策的落地,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有所降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多为绿色金融滞后型,深入绿色金融发展,积极引导绿色金融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利用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这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来说意义非凡,为黄河流域各省份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会。河南是中部大省,位于黄河的中下游,以河南省为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河南省绿色水资源利用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出综合评价,并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研究2013—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水资源利用率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2013—2018年河南省绿色水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一直同步发展;绿色水资源利用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程度逐步提高,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优质协调五个发展阶段。     

中国市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演变分异

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中国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性事实。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在逐年缓慢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的不断提升。东北、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地区为中度耦合协调,华中和西北处于低度耦合协调,仅有东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城市规模和耦合协调度成正比,不同城市规模间表现出较大差异。(2)耦合协调度在地区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48.7%,尤其是华东、华南与西北、西南、东北之间。城市规模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84.18%,同一城市规模内部差异较小。基于系统论视角,研究结论为落实创新驱动经济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