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在“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绿色研发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文章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③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④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基于对绿色研发补贴激励效应的分析表明,政府在以绿色研发补贴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警惕微观企业的迎合行为,优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绿色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基于中部六省会城市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同时,也验证了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市场成功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但绿色工艺创新对环境适应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成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基于这种中介作用,绿色管理创新对市场成功有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促进作用。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制造业技术创新策略：技术水平与技术来源选择

制造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合理的技术来源选择，而选择技术来源必须考虑行业实际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技术创新。鉴于此，采用2003—2019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按照技术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技术来源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在高技术行业中的作用更突出；对于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实质性创新，自主研发仅在非高技术产业样本中存在创新激励作用，在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技术引进则发挥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的影响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会抑制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而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会促进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且其作用效果在低技术行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为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针对性选择技术来源、优化技术创新策略提供现实依据。     

R&D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测算R&D资源错配并实证分析其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从理论上分析不同R&D资源错配造成绿色创新效率损失的具体机理,采用中国内地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反事实方法,测算R&D资源错配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情况。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明显的R&D资源错配问题,R&D资本和R&D人力错配均属于资源配置过多的情况;R&D资源错配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整体上造成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值为0.0614,损失率达26.4%。基于此,必须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R&D资本和R&D人力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绩效

基于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考虑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效应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呈现高度制造业集聚（MI≥0.05）状态，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则呈现中度制造业集聚（0.02≤MI＜0.05）状态，且随着时间延伸，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往东部地区集聚;对于技术进步路径变量，自主研发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微弱或不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集聚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协同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而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的正向协同效应却受到抑制，甚至负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