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1999～2008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对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却存在抑制作用,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投资除西部地区外也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根据各地实际建立多元化的市场投融资体系,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乏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统筹规划,选择正确的优先投资方向,使有限的投资产生最大的福利效应。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财政资源、投资与东北经济增长——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2014年以来的东北经济下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基于2001～ 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资源和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近年来东北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扩张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财政转移表现出一定的短期效应.由此可判断,东北经济缺乏内生动力,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因此,要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应大力加强培育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多元投资主体,推进市场化进程,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区域差距测度——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差距的形成。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方面的差距较大。通过基于回归的方差分解,运用1994～2009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间的区域差距,能够被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上的差异所部分解释。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以改善当前我国农村区域差异过大的现状,倘若政府持续执行沿海侧重型的投资发展策略,则区域差异将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为此,必须提高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尤其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投资,并改革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制度,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基础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进展

公共投资支出差异是造成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之一。在公共投资支出中,又以基础建设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以其拉动总需求的直接效应,降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成本的间接效应,以及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从总量角度去考察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绩效的作用,而应该更细致地考察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并根据投资收益的大小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量上的基础建设投资并不缺乏,但缺乏合适的投资结构和地区分布。     

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影响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文章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3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快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教育投资效率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促进作用又有外溢作用,而菲德模型既能考察教育投资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又能测算出外溢效应。运用中国1992—2011年统计数据结合菲德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为18.54%,外溢作用系数为1.52。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我国欠发达地区教育公共投资低发展陷阱研究——基于代际传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区域溢出模型,考察了我国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公共投资决策的变化.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使发达地区基于社会经济环境优势获得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抑制其教育公共投资的激励,差距随着经济和教育投资的不同增长路径越来越大,欠发达地区教育投资的代际传递使社会经济有陷入"低发展陷阱"的危险.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是通过积极的公共政策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达到教育平等、投资合理和发展均衡的效果.     

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不同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差距的作用.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配置差异显著影响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的分布;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该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缩小了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发展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约束效应不同.鉴于此,政府应依据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政策,并重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开发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打造一个个"新城区",化解高库存.     

基础设施概念及其投资效应的时代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加大。1979—2007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38．4％，年均增长19．9％，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国家投入约I．5万亿元加大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但从过去的投资效应看（如京九铁路），长期的经济推动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对基础设施如何影响经济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从理论上找到发挥基础设施经济效应最大化的途径，有利于政府做出合理的决策。本文首先对基础设施概念的发展进行梳理，发现基础设施从作为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提高生产率等侧重于为生产服务的作用，扩展到通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以提高交易效率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从促进就业、推动工业发展及形成经济外部性三个方面总结得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从资源稀缺性、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指出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很可能引起挤占私人投资，产能过剩以及扩大区域差距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得出，基础设施的投资需结合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以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最后，笔者期待我国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体战略上能从“重物质增长”的道路逐步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以更好地造富于民。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区域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浙江的实证检验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浙江城市分布表现出较大差异的事实,运用11个城市的工业数据,研究了技术外溢效应与地区经济、社会变量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省域层面上浙江FDI整体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政府科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重工业产值比重、国有经济比重等因素与FDI技术外溢存在正相关关系;更新改造投资比例与对外开放度两因素与FDI技术外溢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对回归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西部地区1986-2006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无显著的正效应.回归运用了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产出确实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文章还得出了西部1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教育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科学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影响效应,但公共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对称的。     

中国“交通扶贫”与地区经济差距——来自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考虑了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效应,建立生产函数与收敛方程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交通扶贫"工程中铁路和等外公路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达到了减少地区经济差距和减贫目标;而等级公路因过度投资而导致边际收益递减、挤出效应和交通腐败等经济损失,减缓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但未达到σ收敛;此外,劳均实际资本、平均受教育年限、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均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利用总量数据和面板数据探究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并未出现剧烈波动和显著下降的现象,其贡献率约为12%;交通基础建设投资效率存在区域差异,人均产出与交通基础设施贡献度间的关系表现为U型曲线。当前,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加快推进较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其投资布局上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实现高质量就业中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则对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差异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作用关系中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有必要着重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就业。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铁路设施、高速公路设施、一级公路设施、二级公路设施、内河航道设施、民航航线对区域旅游经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域和局域角度,对其进行了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1)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2)全域范围内,铁路设施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二级公路、民航航线、一级公路、高速公路、内河航道设施均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系数依次为0.7010、0.4992、0.4532、0.0695、0.0212;(3)局域范围内,对于铁路设施,仅西藏和青海的作用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余五种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变异性:西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对除内河航道以外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反应均比较敏感;东北地区的一级公路对其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长三角地区的民航航线条数对其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强,一级公路和内河航道设施的促进作用为中等水平;除北京市的高速公路设施对其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中等水平外,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反应均较弱;对华中地区而言,除一级公路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外,其余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不同区域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