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园林造园意匠研究——以宁波天童寺 为例

：寺庙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三大主流类型之一，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皇家 园林的气势恢宏、私家园林的精致细腻不同，基于佛教文化 背景产生的寺庙园林，有着独树一帜的造园特色。以宁波天 童寺为例，从整体布局、相地风水、植物配置、理景艺术等方 面对寺院的“匠心”布局进行分析，从视境、声境、嗅境、味 境和触境五境对寺庙园林造园“意境”进行阐述，总结寺庙园 林造园意匠特征，丰富传统园林文化理论，传承与弘扬我国传 统文化。     

清代常州赵氏约园“二十四景”考析

约园是常州四大名园之一，是探讨清代中期常州 典型文人园林的重要实例。以园主赵起所著《约园词稿》及 赵景崇绘《约园图》为蓝本，挖掘清代赵氏约园“二十四 景”历史源流，采用实地勘察与图文互证的方法，推导约 园“二十四景”空间关系拓扑图，进而循证绘制出赵氏约 园平面猜想图。总结归纳出赵氏约园“岛山绕水、南山涌 翠”“建筑布陈、园中观园”“池石立峰、山水观游”的整 体布局特征。深入考析了“东郊塔影”“城角风帆”“隔院 钟声”“柳岸闻莺”“小亭玩月”等景象的观赏时机、位置 及理景逻辑，以期逼近赵氏约园蔚然可观的园林盛况。从小 园林到大社会，约园“二十四景”的复原考证研究是对清代 中期园林文化意象的窥视，可为后续地域性文人山水园的保 护性研究提供参考。     

吏隐与雅集：晚明郑州石淙庄营造研究

晚明是中国造园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期，也是园林营造观念与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期。晚明阴化阳在郑州东湖“凤台荷香”景区内营建私家园林石淙庄，是当时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园。运用文献资料、历史还原、时空结合等研究方法，分析石淙庄的选址特色、营造目的、营造特色及园林活动。得出结论：石淙庄是阴化阳出于吏隐和雅集需求的自主营建活动，有着明确的景观原型和心境合一的造园思想，功能布局和景致营造体现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的典型特征。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营造及转型研究的内容。     

吴门画派园林绘画中城墙的风景内涵： 以《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 为例

以《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城墙景 观为研究对象,采用图像和园林历史情境互证的方法,通过 由图到园和由园及城的系统分析,解译了这2套园林绘画中城 墙形象出现的画理依据、造园因素和城市风景文化情结,认 为城墙形象在沈周和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的园林题材绘 画作品中具有指示园林地望的作用,同时城墙也是当时城内 和城外园林的重要借景对象;随着城市的功能转移,城墙周 围的城市边缘区域对于园林的布局起到空间的牵引作用,究 其原因与被内外城河环绕区域丰富的园艺空地和良好的水运 交通分不开,最终形成了半村半城的园林和城市的空间耦合 关系。旨在为苏州古城历史上形成的园林和城市风貌关系的 传承和保护有所助益。     

中日古典园林置石手法刍议

同属东方园林体系的中日园林，都是优秀的园林艺术，虽然两者本质上都是自然山水园，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思想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情况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中国古典园林有“无园不石”之说，深受中国造园思想影响的日本园林。对于石头也是喜爱有加，发展出了著名的枯山水石庭。可见置石在中日园林造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就中日园林置石手法的不同进行比较，旨在从造园要素和细节入手，分析中日园林的风格和内涵的不同。     

北魏洛阳西林(西游)园研究

北魏西林(西游)园营造于洛阳宫城之内，改变了以 往皇家园林在宫外设置的传统，具有转折意义。但城市的兴废 使园林名称与沿革存在争议，位置的改变又使其景观营造与服 务功能较以往有所变化，故在此探究。园林名称上，该园属 “名异实同”的情况，西林园是正称，西游园是别称或临时称 谓。园林沿革上，该园建于北魏迁都洛阳时，在前代台殿、池 沼遗迹上营造而成。景观营造上，该园利用台观打破宫城空间 限制，并与宫殿、池沼组合形成优美景观，还开创性的融儒、 道、释三家观念于同一园林中。服务功能上，该园营造的目的 是游憩，但帝后在园中的施政行为又赋予其一定的政治功能， 巧妙的理水方式还使其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     

清代南京随园复原研究

南京随园是清中叶文坛大家袁枚所造私园,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乱。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对比分析,特别是根据相关的园文、园图,完成随园盛期时平面图的考据和复原,尽可能完整的重现这座历史名园。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布局构成、造园艺术等进行简析：其相地选址尽得清凉山与干河沿自然之利,依山傍水,景色优美且兼具谢公墩旧址文化底蕴;园林营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布局精巧,与周边金陵胜景融为一体。随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虽为私家园林,却具有部分公共园林的性质,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浅谈园林艺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有关园林的最早记载始见于殷周的“圃”和《诗经》所咏的“园”，都在3000年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士大夫大量逃亡江南，他们于乱世颠沛之余，在山清水秀的环境里过着安适闲逸的生活，再现自然美的山水园也发展起来。唐代，风景园林得到了全面发展，各地私家园林的兴建日趋频繁。两宋时，造园活动更为普遍。叠石造山自汉至唐以土山为主，到宋朝已使用大量石材，构成土石混合的山体。宋徽宗兴艮岳积时六年，建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假山，所征湖石破称为“花石纲”。明清是我国古代园林的最后兴盛时期，除了帝王苑囿，江南的私家园林有了进一步发展，官僚地主和富商在园中宴客聚友、读书作画、听戏观剧，园林既有城市中优厚的物质生活，又有幽静雅致的山林景色。     

借的智慧

《园治》是讨论中国庭园艺术最完备的一本书，而且是世界上谈论造园艺术最早的一本书，该书作者计成，字无杏，号否道人，明代杰出的造园艺术家，自幼倾心艺术，擅长书画，游历了天南海北的名山大川，     

中国园林叠山造景手法及应用

浙江嘉兴城北杉青闸旁有一自然式山水园林——落帆亭,是江南园林之代表之一,其园内湖石假山掇叠玲珑、怪异、形象,谓之其造园手法中一绝。由于园林空间的局限,重建时根据史料图纸充分利用空间恢复、营造出咫尺山林的意境。     

畅春园匾额楹联及造园意境探析Research

以清代畅春园匾额楹联的意境表达内容作为研究切 入点，结合文献及已有复原成果对畅春园盛期的匾额楹联依据 主题进行分类统计和空间落位，并以畅春园具有代表性的园林 空间为例，探究景题的文化内涵和园林意境。研究发现畅春园 匾额楹联题写历经康、雍、乾三朝，匾联内容的变化体现出园 林功能的更迭，体现出园主不同的审美意趣。畅春园的匾联内 容以状物点景和修身养德类为主，兼有勤政亲贤、宗教祭祀、 祈福祝寿、问道求仙等内容。通过比喻、用典、象征等手法， 点明所处环境，体现清帝对治世境界、自然境界和神仙境界的 追求，起到了凝练主题和升华意境的作用，是探究清帝造园 思想最直接的载体。根据畅春园楹联匾额解析畅春园的造园意 境，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畅春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为清代皇家 园林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晚清常熟静圃园林植物应用探析

文人园林营建过程中,园居植物的获取、选择、栽培以及品赏亦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必备的过程。江南常熟静圃(现名赵园)为晚清文人赵烈文所建。通过分析赵烈文撰写的《能静居日记》,并结合其他史料考证,在当时沿袭的文人审美标准下对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三年静圃中的植物应用过程及方式进行阐释,旨在获得关于晚清时期江南文人园林植物的历史性认识：静圃建园过程中植物主要通过苏州花肆购买、友人间赠送以及与种树人直接交易等方式获取;园中植物虽以地景、盆景区分,但种类选择与高濂、文震亨、李渔等给出的品赏范围并无明显差异;在定期维护的基础上,须保证后园可四时赏花,其中以春桃、夏荷、秋菊、冬梅为最,且植物的实用功能一直被延续。     

区域水系影响下的明代宁夏镇城园林 特征与风格研究

宁夏镇城(明代银川市旧称)位于古老的引黄灌区宁夏平原的中部,渠湖串联的区域水系为造园带来便利。聚焦于此,通过史料考证和位置复原,再现了镇城主要园林的空间分布,并系统研究其造园特征与园林风格。研究表明,宁夏镇城园林具有湖渠立园、环水塑景、水系多样与意境悠远的特征;园林风格集地域风景、贵族、文人和生产特质于一体,这与历史环境有关。填补了明代西北园林史研究的空白,挖掘了银川地区古典园林的文化内涵。     

海宁盐官安澜园遗址与理景特色考辨

海宁安澜园遗址是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浙江 省考古所于2020年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运用二元证据 法,在考古勘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存世文献和图本的对照 研究,对这一清代名园的总体布局结构进行了推断,进而对 其造园意匠、理景特色进行了分析。提出考古资料、文献、 图本三者在历史园林研究中缺一不可,历史园林应重视历史 信息的留存和遗址保护,审慎进行全面恢复。     

清代小汤山汤泉行宫园林探析

清代小汤山汤泉行宫是康熙建立的4座温泉主题行宫之一，也是其中距离京城最近，并为皇帝驻跸最多的一座汤泉行宫。它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建设，在乾隆末年形成盛势全貌。晚清时期的日常修葺和防卫管理逐渐弱化，虽经八国联军烧毁，至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受到重视和青睐。汤泉行宫的园林营建既有独特天然温泉要素，也有皇家园林特有的宫苑和山水布局特色。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来梳理其发展沿革，结合现场勘查调研和史料搜集整理、诗词解析来推断小汤山汤泉行宫盛期的园林风貌，分析其相地、立意及规划设计等多方面的造园艺术成就，同时希望能够重新认知这座曾显赫一时的清代皇家温泉行宫。     

《洛阳名园记》之刘氏园归属考辨

陈植怀疑刘氏园之“刘给事”为北宋官员刘元瑜,但有学者提出异议。对此,先推勘刘氏园主应具备的条件;再从陈植论据的适用性、正确性以及史籍中刘元瑜的称谓等处辨证其观点的错误;最后从园林沿革以及园主称谓、居处等方面对刘氏园归属进行考证,认为“刘给事”应是宋初给事中刘载,李格非写就《洛阳名园记》时,刘氏园归刘载后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