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演进过程导向的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研究

创新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对加快推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提升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引导、支撑和推动作用。在探索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规律、构建政策作用模型的基础上，围绕主流与新流创新生成、变异、选择和协同4个时期的创新政策需求，对164家大中型科技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展开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实施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政府创新基金制度、设立技术创新风险监控制度、建设高端化、专业化、特色化众创空间、推行科技创新券是政府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实现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急需且有效的政策手段。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逻辑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往期绩效和介入时间的调节作用

基于5省236家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从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入手,分析了风险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往期绩效和利益相关者介入新创企业发展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倾向于采取利用式创新,而获得政府机构资金扶持的新创企业倾向于探索式创新;(2)新创企业往期绩效越好,其在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后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小,而在获得政府机构资金扶持后采取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3)风险投资机构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而政府机构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采取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博弈分析——诠释宏观调控中政府间关系协调的一种新尝试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上的博弈色彩越来越浓,中央政府"地根"调控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均衡有序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其决策是符合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的.但是,作为具有"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也有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发现,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投机行为不可能百分之百查处,加之官员任期存在阶段性,现有的成本收益布局决定了地方政府会在土地调控中采取欺骗行为,造成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梗阻.制度创新、GPS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等改变成本收益布局的措施,将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投机行为,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分析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特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单靠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很难达到社会最优研发投入水平。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度的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总结并分析了政府采购、公共研发、政府财政资助等相关科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及调控作用,对于正确制定并利用科技政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及政府干预

从理论上论述了政府干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必要性、途径及作用机制。基于以耦合系统内部结构为表征的实体子系统脆弱性和以公共创新环境、耦合系统综合效益为测评工具的虚像子系统脆弱性3个维度构建耦合系统脆弱性指数，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及动态面板两阶段系统GMM回归，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干预对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实质影响。研究表明：在各类干预举措中，政府采购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明显，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应潜力巨大；财政政策领域明显存在过度干预现象，其它政策效应或不显著或有违初衷，亟待调整与完善。     

创新政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政策组合的政策文本研究

创新政策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对创新体系和政策组合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使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政策动态变迁及其对相关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创新政策主体集中度较高、政策主体分布较为广泛、政策发布数量波动较大；环境面政策组合使用最为频繁、需求面政策组合使用最少、总体上对政策组合的使用呈现出“先扬后抑”的倒U型形态；制造业创新体系中4类创新活动强度差异较大；不同政策组合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差异较大。最后，针对如何利用创新政策推动我国制造业创新变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政策组合模式研究——基于31个省市的QCA分析

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制造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备动力基础.以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2016—2020年发布的支持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政策为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QCA)从中微观层面讨论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不同类别政策的组合模式及执行成效.研究发现:①以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为主的科技服务中介政策是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②以直接支持为主的创新创业政策、以主体减税降费和提供直接金融支持为主的财税金融政策及以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为主的科技服务中介政策等5种政策组合能够有效促进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组合政策下双寡头企业绿色创新博弈分析

为研究政府组合政策对于绿色创新能力不同的寡头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在环境税税率和创新补贴额度不同的情境下,通过数值仿真模拟企业生产决策的动态选择过程。研究表明:高强度环境税制和高额的创新补贴极大地激励了两寡头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税一定时,补贴值到一定额度,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率先选择生产绿色产品,进一步提高时,创新能力弱的企业也将选择绿色生产。当环境税税率和补贴都比较低时,两类企业均选择生产普通产品,政府的宽松管控,低额补贴无法激起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生产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额越高,或者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不足时,需要政府的补贴力度越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供给侧—需求侧视角

利用2013-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数据,将创新划分为创新倾向、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以政策供给侧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需求侧的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供需两侧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技术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供给侧政策对创新倾向的激励效应最强,而需求侧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不同的科技政策组合形式均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并且科技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存在协同效应。     

The legacy and promise of Vannevar Bush: rethinking the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

The 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 argues that innovation takes place in a unidirectional sequence, with basic research directly diffusing in marketable product or process innovations. This perspective has served society well in past decades. However, recent productivity slowdown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the failure of innovation policies to continue to deliver desired results have called this perspective into question. Scholars explain these slowdowns by the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linear model which fails to consider the complexities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processes. Althoug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Vannevar Bush’s report Science – The Endless Frontier – was based on his belief in a 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the notion that basic research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all innovation, an examination of Bush’s writings and his life reveals that he believed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model in which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cross-fertilize each other and in which government’s job is not so much to stimulate basic research as it is to facilit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and the prosperity of society. This paper explicates Bush’s model of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cess,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model, and deriv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两难困境及法治统合——《政府采购协定》(GPA)视角

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政策工具，在一国科技自主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为早日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暂停实施科技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从逻辑上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面临两难困境：内有实现科技强国的现实需求，外受GPA等国际规则约束。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太过强调科技自主创新目标与国际规则间的对立，忽视了两种目标的协同。由此，提出双重目标协同的“第三选择”，也就是以法治方式实现两难困境的统合。通过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选择，对该领域法律进行整合与重构，将科技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逐步分解、融入到相关法律中，使之对内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对外满足国际规则要求。     

基于创新过程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研究

针对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存在的理论基础薄弱、涵盖面不全等问题,从科技创新的主要特点及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政府作用角度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框架,并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近期实施的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劳动雇佣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经济后果。以上市公司是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主要影响机制。最后,企业劳动雇佣的增加还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不仅有助于从企业劳动雇佣视角丰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还可以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视角拓展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仅可以提高社会福利,还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实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预期目标。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和扩大就业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