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地理距离与城市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地理距离因素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溢出效应随距离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过程,最优的溢出距离出现在50公里左右;城市间的外溢效应在18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2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这一结论为我国当前经济圈域的划分提供了依据。研究还证实了科技投入、公共服务水平、金融条件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推动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关键因素。     

产业转移、市场潜能与城乡融合——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探讨

选取2010—2020年我国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产业转移、市场潜能、城乡融合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转移与市场潜能对长三角区域城乡融合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对城市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因素中，数字信息水平、区域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支持均直接显著地促进了本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则具有负向影响。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仅数字信息水平对城乡融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政府支持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城市蔓延真的抑制城市创新空间集聚吗

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基于创新效率、知识溢出、就业匹配3种机制，解析城市蔓延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市蔓延普遍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产生负向全局处理效应，但经过创新效率、就业匹配以及知识溢出机制的调节后，该负向效应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扭转。当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就业密度、基础设施或工资水平下降时，则可能加剧这种负向效应；相对其它城市，东部地区或规模较大城市的城市蔓延会对创新空间集聚发挥提升效应。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土地要素配置对于城市创新驱动创业的影响已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从供需错配视角出发，分析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并且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机制分析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抑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破坏创新环境、削弱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提高住房价格，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驱动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从直接驱动、空间溢出双重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深入一体化战略推进与城市土地高效利用提供决策参考.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驱动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是区域一体化直接驱动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一提升效果表现出随时间推移递增的特征.同时,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所具有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一体化城市和非一体化城市之间.此外,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双重效应基于区位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在推动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过程中,既要深入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来加快土地利用模式转型,又要注重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     

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否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政府干预等视角,运用多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②互联网产业集聚和资源错配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从而抑制无效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提升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质量,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③互联网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时,改善邻近地区资本错配;④政府干预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互联网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的影响。鉴于此,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发挥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要素流动量与质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干预也要适度。     

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回归北大核心

长三角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而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运用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先采用Super-SBM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测度了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后通过空间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探求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区间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明显:上海绿色发展效率先行,江苏及浙江随后,安徽则较低;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较强溢出效应,其中研发投入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长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成渝城市群商品住房价格时空溢出机理研究

随着区域城市集群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城市商品住房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日益显著.笔者以成渝城市群中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以及周边11个主要城市2005-2014年的商品住房价格数据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二重维度探究城市之间商品住房价格的溢出效应;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了成渝城市群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的空间效应;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结合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从区域城市集群层面进一步对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时空溢出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核心城市成都、重庆对区域内其他城市住房价格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三化”发展的视角

利用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流转、"三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数据,构建了考虑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跨期内存在空间效应、本期内没有空间效应;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农地流转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在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直接和间接拉动效应,而粮食主销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扩张机制与调控对策

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扩张的必然性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对矛盾,在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今天显得尤为尖锐,如何实现城市居民居住质量的提高与城市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总结了我国当前城市住宅用地扩张的特点,从经济、制度、技术以及人为干预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扩张机制进行了解析,并对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扩张过程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调控措施。     

去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通过28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城市地形和省级审批建设用地占比构造的工具变量，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过快、过早地去工业化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以及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为新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及其产业差异——基于空间计量的比较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经济意义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多地通过经济联系发生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第二产业的空间溢出大于对第三产业的空间溢出,基于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大于基于市场规模的空间溢出。此外,我国铁路溢出效应存在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而公路溢出效应则呈现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分析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效应明显,总体上是一个中心-外围圈层结构状态.县域单位的经济增长只能溢出到4个最近邻接县域单位,市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县域的溢出效应仅限于地级市内.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Convergence and spillover of house prices in Chinese cities

The issue of house price convergence in 34 Chinese cities is investigated. We augmented the convergence model with contemporaneous spatial dependence in house prices and found that price convergence and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are both present. We explicitly addressed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by introducing a Bayesi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setup, which was estimated with particle filtering techniques. From a growth poles perspectiv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spread effect in regional house prices outweighs the backwash effect. The identified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has two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house prices in Chinese cities. First, the spillover elevates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steady-state growth paths of house prices. Second, the spillover narrows the gaps between the growth paths of house prices in neighbouring cities. Shocks to the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of a city generate their own effects on domestic house prices that dominate the effects arising from cross-city price feedbacks, thus mitigating the prospect of level convergence. Our findings also suggest a collaborating role between time and spatial dependence paramete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city spillover, which is a conditioning factor for regional house price convergence, offers implications to policies that are most likely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regional disp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