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观测经济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未观测经济对中国官方经济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经济周期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未观测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官方经济增长率;未观测经济规模扩大会缩小正的产出缺口,扩大负的产出缺口;在官方经济的加速增长时期,未观测经济会加剧官方经济的波动,在官方经济的紧缩时期,未观测经济会减弱官方经济的波动。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0²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延迟退休、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基于生育动机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育动机视角，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生育政策松动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影响方向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以及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参数下，延迟退休将提高均衡状态时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率并降低质量的增长率，净效应为促进经济增长。动态角度来看：当父母对子女数量的相对重视程度或者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提高时，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将由促进逐步转变为抑制。而当退休年龄既定后，经济增长率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相对重视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之间呈负相关。以上结论表明在评估延迟退休的政策效应时，应充分关注微观个体的偏好情况及其变动趋势，以规划并实施配套政策措施，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还表现为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中国经济在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而且近年来这种差距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拉动就业的增加。同样就业的增加也会反过来拉动经济的发展。通过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进行ADF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第三产业增长率与其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增长率是第三产业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即中国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扩大将不断地为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增加值,但是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并不能明显地带动就业的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从阐述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出发，介绍了人力资本概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必须吸收和借鉴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加大教育（包括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投入，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率有所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92年,中国开始了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由停滞进入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9%左右;而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1992-2002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0%左右,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路径选择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已经出现了阶段性变化。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基础已不存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由经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这就要求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向深化改革开放和强化创新驱动,转向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向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转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析(1978～2007)

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着重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2.57%,并在2000年以后增幅有所回落。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原因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已经日益显现,但由于我国各区域的经济结构特点不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整体影响出发,通过选取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分析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对区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河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河北省1990～2006年数据对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建立了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河北省经济增长和高校教育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增加0.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以及高等教育很好地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带动了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机理研究——来自VEC模型的新证据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使得体制内利益在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这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其次,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CASH TRANSFERS,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 examine how cash transfers affect an individual's education investmen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e find that providing larger transfer amounts to higher ability children is desirable to foster growth if the economy has relatively low wage inequality.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与国际收支顺差何以并存——基于货币分析法的解释

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扩张是经常账户顺差的Granger原因,但经常账户不是经济增长和信贷扩张的Granger原因。货币分析法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高增长与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现象。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带来货币需求大增,超过了货币供给所致。经济增长通过资产需求、两部门问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等渠道导致货币需求的上升,因此扩大国内信贷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总量的下降;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而应该保持基本稳定。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进的就业效应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从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前一种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双重增长,缺陷在于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后一种增长模式能够促进产出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提高,缺陷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表现不足。但从现实性来考虑,后一种模式比前一种模式更具可行性。     

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分析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大卫·罗默的假说,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即存在因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引起的"尾效"。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平均每年约为1.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消耗,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了1.26%。按照这一数据推算下去,到203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74%;到205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