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的两种范式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和理论逻辑。前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后者在理论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些根本性的误区。两者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契约平等是经济表面现象还是生产关系本质。是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国家权力是历史权力还是自然权利，意识形态是否具有阶级属性。在克服了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之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某些方法和具体结构对于我国转轨时期的制度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制度创新的理论、机制和应用研究

我国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主要体现为，在国家层次上推动持续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组织与制度。经济制度变化应当考虑制度内容的“破”与“立”，宏观环境因素变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经济制度机制变迁的规律和重要性说明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市场与政府机制的分界标准，产权规则等制度硬件变迁的混合方式、相应的约束条件与政策措施和环境变化的博弈规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保证。经济发展来源于人们通过分工和交易的形式实现的合作，而人们之间实现合作需要适宜的制度安排。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从生产性的角度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它通过协调机制、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克服了个体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促进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明晰制度变迁的逻辑，包括制度变迁的产生、过程、性质及类型。一方面，制度变迁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映，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依靠人类的生产和交换实践所形成的长期经验而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因代理人的设计而产生，它们被清晰地制订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通过一个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政治秩序来正式地执行。从具体的制度改革中来作出说明。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内容，经济是社会发展及其制度构造演变的基础，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生产增长理论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精神的历史基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关心本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因此，有关经济增长的思想、理论、观点自然反映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     

论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持续增长——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快速,产权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     

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几点认识

以D.North模型为中心，综述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中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观点，分析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产权的迂回作用关系，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绩效提高有所借鉴的启发。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当代价值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纽成部分，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主体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的基础上，得出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当代价值。     

论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持续增长——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快速,产权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     

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

作为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等，金融制度对社会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对金融体系地位、职能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活动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从而决定着金融体制的性质和效率状况。因此，通过对国外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总结，对国内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梳理，指出研究一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必要性及意义。     

制度变迁和WTO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经济活动中，制度作为行为准则决定着经济活动发展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得出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制度变迁联结在一起的结论。在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格局的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因素所进行改革的动力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需求，这种动力需求决定着中国银行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促进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措施应该是有效的。面对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银行业在制度、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改革又体现出强烈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色彩，而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

通过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制度的内涵、构成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阐明了制度变迁的基本类型，研究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理论。系统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创建一整套完善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

作者认为,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先决条件。我们处于经济变迁的动态世界中,可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理论是静态的,而且是理想化的。我们用来理解和控制动态变迁着的世界的手段也实在不足以解决问题。过去10年来,为重构俄罗斯经济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就是非常好的例证。作者认为经济变迁是一系列变迁的结果：一是人类的数量和质量的变迁;二是人类知识存量的增加,尤其是涉及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的知识发展;三是决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模型的变化。因此．完整的经济变迁理论是将这三个方面融为一体。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长波关系看战后各国经济关系的变迁

一国经济在长波中的位置变化，决定了其经济繁荣程度的变迁。各国在同一长波或不同长波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变化，则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及其变化。战后各国经济关系的变迁，就是由它们之间在长波中的相对位置决定的。目前，发达国家正进行新一轮长波转换，其中美国已在新长波中跋涉了十多年。     

商周秦汉时期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演进

本认为中国商周秦汉时期经历了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演进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产权界定带来的社会较大社会净收益导致了制度竞争，加速了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演进。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显示，导致经济增长的是技术与产权制度的互动、技术革新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而产权制度的保护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从历史分析中，我们发现，诺斯早期的制度演理逻辑忽略了技术环节。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思认为,制度应当是“被人设计制定的”,把制度看成一种社会规则,即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系制度的规定。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论制度变迁的速率与选择

制度变迁速率与选择是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决定.内生变量主要是制度变迁的性质、变迁规模、变迁强度和目标制度的类型.外生变量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非正式制度以及需求状况组成.两个方面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速度及决策主体的选择.文章首先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及速率的最佳范围和规模,其次用具体案例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     

再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一种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均是因市场制度内在缺陷而引致的制度变迁过程。所不同的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前者是由区域体内各国政府起着主导作用的强制性变迁,而后者主要是由各市场主体出于趋利动机自发推动的诱发性变迁;并由此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迥异的制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