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能研究——以珠海为例

文章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了1 983—201 0年珠海经济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VAR)的方法分析了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珠海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结合珠海1 994-2008年的经济数据对珠海当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经济绩效作出了评价,并对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珠海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当前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经济绩效的现状之间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结合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促进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与建议,为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港口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78～2010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港口吞吐量与交通建设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港口吞吐量与经济增长、交通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关系;经济增长对港口吞吐量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交通建设投资对港口吞吐量有负向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对港口吞吐量的影响程度比交通建设投资的影响程度大;港口经济的发展,对GDP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对交通建设投资的影响却为负;GDP的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短期内的确能起到促进港口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利用总量数据和面板数据探究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并未出现剧烈波动和显著下降的现象,其贡献率约为12%;交通基础建设投资效率存在区域差异,人均产出与交通基础设施贡献度间的关系表现为U型曲线。当前,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加快推进较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其投资布局上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新增长理论模型的投资效应分解方法,将信息网络基础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测算了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显著而积极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但间接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体而言,中国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TFP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有文献多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影响生产行为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观察日益普遍的私家车购买现象,本文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生产行为,同时也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据此,本文构造了一个交通基础设施同时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模型,揭示了道路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私家车消费,进而改变居民消费结构,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为了验证理论命题,本文还构建了中国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道路和道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消费中私家车数量及其所占比例(消费效应)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浙江经济发展奇迹及其原因探索

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30年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浙江省经济年均增长13%,高速持续30年,堪称"奇迹之奇迹"。究其原因,有独特的近海区位优势和重商重创新的地域文化,更有体制转型变革的巨大驱动。利用1978—2009年时间序列进行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时段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内生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1978—2009年,人力资本对浙江GDP正向影响最大,固定资本次之,工业化第三;1978—1994年固定资本对其正向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次之,外贸依存度第三;1995—2009年城市化对其正向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次之,工业化第三,外贸依存度呈现负向影响。最后,提出浙江经济十二五规划时期高速持续发展的对策。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不同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差距的作用.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配置差异显著影响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的分布;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该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缩小了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发展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约束效应不同.鉴于此,政府应依据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政策,并重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开发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打造一个个"新城区",化解高库存.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中国“交通扶贫”与地区经济差距——来自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考虑了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效应,建立生产函数与收敛方程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交通扶贫"工程中铁路和等外公路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达到了减少地区经济差距和减贫目标;而等级公路因过度投资而导致边际收益递减、挤出效应和交通腐败等经济损失,减缓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但未达到σ收敛;此外,劳均实际资本、平均受教育年限、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均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和投资发展的推动。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因:城市化和人口红利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增速创造了被外媒称为"中国奇迹(China miracle)",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究"中国奇迹"之因,有观点认为是1978年党的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采用新发展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非参数Tn检验方法,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非线性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     

政府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基于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当交通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达到某一极值后,继续对其投资会显著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会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对此,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差异,本文提出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