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能安放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青春？

国家人口计生委10月9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不断向制造业集中，46．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多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统筹城乡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争切八点,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我们加快中目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适应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社会的关注,还需要农民工自身的改变.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市民化进程中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析

作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不同的成长环境使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对生活和工作的预期上都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巨大代际差异,进而影响其融入城市的程度。本文在重庆的统计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快重庆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     

就业优先战略下乡村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乡村农民非农就业是当下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与新生代两类，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乡村创业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逻辑分析显示：（1）乡村创业通过减少就业需求和增加就业供给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2）乡村创业通过价格机制、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其中，乡村创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透明性担保改善显著。（3）除了追求经济条件，由于新、老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性，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防护性保障。文章的主要政策含义有：促进乡村创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改善农村地域的社会机会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手段。同时，增强对农民的防护性保障力度，尤其需要关注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措施对农民工的自由发展与回流就业起到有益作用。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强调不同生产政体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产政体本身的规制作用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重塑了其对不同生产政体的体验，并在与各种生产政体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抗争模式：同事一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每一种抗争模式都构成对世界工厂独特的挑战。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和代际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价值追求的自我性、时代进取性、发展变化性、双重边缘性等特征。本文概括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演变过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别,并具体对其特征进行了逐一阐述。     

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问题思考——基于主观感知视角的实证研究

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

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就业环境差、待遇低、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保障权利不完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深化户籍制度及其配套设施的改革;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障碍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以"需求层次理论"为依据,将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安全信息、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四类,分别考察了四类信息的获取障碍。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普遍存在较大障碍,层次越高的信息障碍越大;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亚群体在信息获取障碍方面存在差异;信息环境、社会融合、信息费用是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两代农民工的影响因素同中有异。     

外来人口对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外来人口改变了一个城市的人口结构,并进一步影响到该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依据外来人口来大连的目的和动机将外来人口分为外来学习、外来投资、外来旅游、外来打工和投亲访友人口,并把外来人口作为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干扰因素,采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外来人口与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探讨外来人口的人居活动对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物质系统和非物质系统的影响,并建立外来人口与大连人口的数学模型,结合大连人居环境系统的实际提出了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

本文将媒介技术的接入和使用视为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试图从一个城中村内流动人口的互联网实践——包括正规网吧和作为地下经济的黑网吧的运营、流动人口网络使用行为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采用国家-地方政府-社区这一自上而下的框架体系,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流动人口人群（主要是民工）的生存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兼具农民工和新时代青年的双重身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理想,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等新特点;同时也存在对现实的估计不足,人生价值定位出现偏差,职业竞争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因此,要从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闲暇生活教育两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发展进步,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情景化日常生活与阶层地位的获得——基于沈阳市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市服务性场所服务员日常城市生活作了个案研究。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一种固定情景化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制度政策的限制以及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都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情景化的城市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未来的发展前途与最终社会归属提出严峻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未来劳动力供给中坚力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的自身群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可划分为“跨企业离职”和“跨城市离职”两种.通过对广东省284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因素进行了因子聚类,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因素可归纳为五个因子——工作发展、工作条件、工作关系、工资待遇和工作保障.政府应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重新定位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全方位的激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