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独具特色的地方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但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存在着基本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模式三座大山的阻碍. 基本体制就是土地制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社会结构是指户籍和社会体系等结构性组织形式.这包括城乡二元户籍结构、工业和服务业的多元结构,以及各个阶层的多元化结构.这一类结构是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格局和新时代的社会变化所形成的复杂局面.而实施模式,则是指城镇化进程中具体实行的方式和途径.这一点是目前讨论的最少、最为薄弱的环节.但是实际上,实施模式却是最核心、最基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城镇化工作.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与公平新解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就效率与公平而言,二者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可划分为三级层次结构,即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人类效率与人类公平.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体现公平,又要体现效率,其中的公平与效率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要体现的效率与公平,以及制度对社会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影响.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经济成本、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职业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城镇化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以农户为主体的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并导致其金融需求的改变,从而引致农村金融供给的产品与制度创新.通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关系分析,研究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在支持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中小企业、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效率,保障和谐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市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论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论文的主体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基层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论文指出,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的拔根的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城镇化。实现城乡劳动者自由流动、公平择业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扶持县域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户籍制度等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与消费者“分离式”城镇化——劳动力过剩经济体的全球化现象还是中国特色问题?

我国城镇化真正存在的问题不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工业化,而是消费者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城镇化,出现了其他国家所没有或不明显的劳动力城镇化与消费者城镇化分离趋势。分离式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在开放条件尤其是全球化时期的或有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球化和我国户籍分离制度以及高成本住房制度等结合的产物。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略有不同的新型城镇化,但就实质而论主要是劳动力城镇化,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化真正存在的问题,既不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工业化,也不是劳动力城镇化落后于消费者城镇化,而是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对从劳动力城镇化向消费者城镇化转变的制约和阻碍。伴随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消费升级和经济减速阶段的到来,城镇化也将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提倡的新型城镇化,其实质是从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加快推进消费者城镇化。为此,要着力解决户籍、公共服务全覆盖和低成本住房三个关键问题,统筹推进举家转移、稳定就业和农村先富人口三个城镇化进程。     

新能源产业发展文献述评

新能源主要是指以新技术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共同的交集,但也有所区别.同时,新能源是对常规化石能源即老能源的替代和补充.考虑到社会环境成本和社会环境收益,新能源的综合收益将会超过其成本.现阶段,新能源产业化发展存在成本、资金、市场、制度、技术等多方面的困境与障碍,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新能源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制度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综合因素.新能源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从供求角度可以分为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从政策关注的焦点可以分为价格型与数量型,从创新的内容可以分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多种类型政策的相互配合.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新能源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新能源发展的产业集群研究、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合作研究是新能源产业的可能研究趋势.     

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矫正城镇化扭曲视角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表明,扭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原因.文章将我国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拓展至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两个部门,将城镇化扭曲投影到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三个维度,构建"两部门?三维度"分析框架,采用典型化事实与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困境,并构建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路径选择.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弱质问题表现为结构演进受阻和效率提升缓慢,我国的服务业滞后问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不足.改善地方财税制度可以显著地降低土地城镇化水平,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水平,在供给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显著地降低城市病水平,进而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矫正城镇化扭曲对于改善我国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问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效率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均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此外,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升中部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对东部和西部的新型城镇化有促进作用.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扩大对西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和中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高东部和中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因此,要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支持重点,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与权限,加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管理,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市型社会内涵视角下城镇化发展问题及应对策略——以陕西省为例

2011年我国已进入了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而目前许多城市还难以满足城市型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文章从城市型社会内涵角度出发,在对陕西现状城镇化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城市型社会的发展策略.研究表明,半城市化问题显著、城镇化空间布局不合理、进城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城镇特色缺失、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革新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城镇化发展空间、倡导城市型生活方式、塑造鲜明的城市特色、统筹城乡和谐发展是实现陕西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而农村金融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环境、规范农村金融法制信用环境等对策,构建一个能够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制度转型与农民工自雇选择的行动空间

自雇经济行动空间的塑造并不仅仅在于从再分配到市场这一宏观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关涉到制度转型中的工业技术日常生活化以及中小城市城镇化等.在制度转型中市场机制、技术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等“三位一体”化的作用为农民工选择自雇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行动空间,诸如市场环境、市场能力与市场空间等,并以此赋予了自雇经营活动的社会基础,即相应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根据制度转型与经济行动选择间的因果关系判断,随着制度转型的优化,农民工自雇选择的行动空间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化.     

城镇化效率优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城镇化效率偏低是影响阻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如何优化提升城镇化效率成为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新型城镇化注重质量与效益,对传统城镇化的校正与优化,也是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方向,是有效破解城镇化低效率问题的金钥匙。因此,文章基于城镇化效率优化的研究角度,系统梳理城镇化、城镇化效率的内涵、测度方法以及影响因素,在厘清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阐述新型城镇化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为科学测度和评价新型城镇化效率提供可供参考的衡量标准与范式,也为新型城镇化效率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选择菜单,丰富了新型城镇化效率的研究内容。     

"一品两制"的经济分析--兼论公共品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的社会公平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其中,"一品两制"又最具典型经济分析意义.同一种公共品,在城市,基本上是由政府支付其成本,市民免费或少量交费享用;在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支付成本,政府只给予少量财政补贴."一品两制"不改,"减负"政策不仅不会持久有效,而且还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收入、消费、储蓄、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差距,并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整个国家城镇化、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统筹城乡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的"二元"财政结构制度入手,在减轻"三农"公共品成本税费负担的同时,还农民公共品消费的正当权益.     

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的银监会体制效率

运用严格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在非正式制度贡献份额较重的中国公共事务协调文化中,评价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转换效率,我们发现,银监分立将带来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和协调成本.在现行中国银监会监管格局下,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优选策略是,通过提高监管独立性和权威性,通过松弛外部约束条件,以及通过赋予央行"紧急磋商"权力等措施,实现制度运行成本最小化.     

关于取消农业税的伦理学分析

制度的道德性要求制度必须接受道德评价.制度安排的伦理评价标准最主要的原则是: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这一创举意义非凡.从公共伦理视角上看,取消农业税充分体现了制度安排的平等自由原则,体现了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坚持了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取消农业税必将使得政府在政治上获得更广大的支持与拥护,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贵州省城镇化进程中维稳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随着贵州省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的接踵而至.这些社会冲突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城镇化与利益保障、城镇化与拆迁补偿等方面.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维稳机制,对于加快贵州省城镇化进程、促进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欧盟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举措

科技创新在欧盟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欧盟也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社会挑战,欧盟依托科技创新,采取措施提高城镇化质量,包括：实施智能城市与社会创新伙伴计划,实施智慧型区域创新专业化战略,发展创新集群等。在分析欧盟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科技创新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包括：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强城镇化的制度创新,加强中国和欧盟的城镇化创新合作。     

中国过剩经济根源探析

过剩经济通常以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两种形态存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均是相对过剩经济形态.相对过剩经济产生的关键是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其根源是社会效率较低.决定社会效率的因素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为此,完善社会经济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促进经济实体的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是解决经济相对过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