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将面临减速风险

正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不难看出长期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由结构演进至均衡路径逐渐达成的过程。通常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经济追赶阶段,其主要由前期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第二,为均衡增长阶段,其主要是由后期要素以及产出比例逐渐稳定所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出,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逐渐由服务业与工业替代,由于农业生产率明显低于服务业与工业,使得产业结构过渡时期劳动力会促使经济飞速增长,出现"结构红利"。然而当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低经济增长率之迷:结构变迁视角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由非服务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基于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大国结构变迁促进了服务业快速增长,但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增加及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对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程度微弱,资源再配置的综合作用对经济增长率提供负0.16个百分点的贡献,导致经济大国在后工业化时代平均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维持制造业的投资水平以保持适度的工业化水平以及对从非服务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行适当的再就业培训,是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维持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的必要途径。     

“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产业转型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为了促进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欧美发达国家推出了“再工业化政策”.本文分析了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政策内容和实施成效,重点分析了它对中国吸引外资和商品出口的双重影响,并提出四点对策建议：发挥中国大规模制造的优势,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发展,实现向“中国智造”的转变;合理利用“两个市场”,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转型经济期安徽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目前,安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过渡,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期经济的重要特点是经济结构变化加快,产业更替和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经济高速发展,工业成为拉动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工业中的制造业则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同时,转型经济期既是经济高速发展期,又是社会矛盾多发期,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国内外环境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因此,把握安徽转型期经济的重要特点和历史机遇,选准安徽制造业转型路径和发展对策,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内涵和安徽经济跨越     

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也有助于恢复我国健康的实体经济,并且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在新形势、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是推进工业化进程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通过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企业可由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企业由以前的关注产品功能生产,到关注顾客需求服务,通过服务增值活动,使得依附于产品上的价值大大增加。我国由世界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升级,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是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基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近40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从服务业中间使用分配结构、制造业服务化增加值结构、制造业服务投入行业结构、服务业实物投入行业结构等方面,考察发达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演变规律,为我国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积极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加快实现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经验借鉴。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2010年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4.7亿,其中流动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达到了2.3亿。     

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本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该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该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本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就业向服务业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Baumol服务悖论”中的两部门模型,同时吸纳技术进步模型中的两个观点,即服务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制造业生产的“Learning-By-Doing”带来技术进步.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加是内生决定的.最初,劳动力份额向服务部门的转移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到达一定程度,这种转移开始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因此,随着经济由萧条变为繁荣,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加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内生性阶段转换.     

宁波“两化互动”的战略思考

“四化同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尤其是“两化互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作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引领宁波从县域工业经济主导向城市产业经济转变的强大动力,也是宁波今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内陆城市的一条特殊发展道路——“服务业引致反梯度追赶”假说及初始条件

内陆城市以承接沿海城市制造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传统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当代条件下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改变中国内陆城市的传统发展道路,即存在一条特殊发展道路:一部分具备一定条件的内陆城市可以跳过制造业充分发展阶段,通过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结构性替代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特殊工业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引起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接近或者赶上沿海城市,从而达成对沿海城市的反梯度追赶。     

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在服务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较低,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短板”。而河北省服务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城市化滞后、人力资源素质低等成为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应通过政策环境、基础环境的改善来增加河北省对外资的吸引力。     

FDI转向服务业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服务业FDI的特点，指出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FDI大多是市场寻求型的，而且服务业FDI日益集中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由于服务业FDI的特点，FDI转向服务业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一些新的影响。由于FDI转向服务业既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有利影响，同时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中国城市化的结构效应与发展转型——“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综述

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带有人类城市化轨迹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推进方式和形态特点。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转移,要素配置效率也将不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种结构效应的释放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让服务业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

“十二五”期间，浙江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三个集聚”：向三大产业带集聚、向中心城市和产业集群集聚、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