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进口关税减免、企业异质性与新产品创新——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2001年入世为背景,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关税数据研究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微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减免引致的成本及种类效应不仅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新产品创新决策,而且也提高了企业的新产品创新强度,但最终品关税减免引致的竞争效应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明显,这一结论在有效克服进口关税减免的内生性之后依然稳健。进口关税减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最终品关税减免显著抑制了最低生产率企业进行新产品创新的概率,但对最高生产率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间品关税减免对中低生产率企业、中低规模企业、较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技术溢出情况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非对称博弈模型研究

讨论了技术溢出情况下的企业创新模式选择问题,对于企业处理技术专有性与溢出性的矛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AJ模型的基础上,把产品替代率变量引入需求函数中,分析了两个企业在初始单位成本不同时,技术溢出对它们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间产品替代率越大、技术溢出临界值越大,则企业合作创新的空间越小。     

中间品技术溢出双门槛效应分析

通常认为,某产业自身进口中间品（Term）和其它产业进口中间品（Tram）对该产业的技术溢出均存在公司规模过大或过小的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公司规模相关理论,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技术来检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Tram对我国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不存在公司规模门槛效应,而Term的技术溢出存在公司规模双门槛效应。且当中低技术产业的公司规模小于0.869 097亿元总产值/个时,系数显著为正,暗示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总体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在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时不具备充分的灵活性。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口贸易与创新研发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强的行政化特征,创新合作以直接技术转移等援助型方式展开,那么,区域内进口贸易能否充实“一带一路”建设实质内容、转变合作方式、提高创新研发整体水平？研究发现,区域内国家创新研发水平是非对称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对提高区域整体创新研发水平作出了贡献,扩大进口的贸易政策是国家创新研发的正向激励,但需要提供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进口中间品、最终品提高了进口国创新研发强度,进口最终品缩小了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差距,这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创新研发整体水平;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质量提升效应影响创新研发,其中技术溢出效应是主要途径。     

有偏技术进步、要素替代与创新溢出效应——2000—2017年中国工业经验分析

在要素替代框架下，构建一个有偏技术进步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利用2000—2017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有偏技术进步对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和能源有偏技术进步对创新溢出存在显著负向效应，劳动有偏技术进步对创新溢出存在显著正向效应，而中间品有偏技术进步对创新溢出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将要素替代弹性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资本、劳动、能源和中间品替代弹性临界阈值分别高于2.864 0、5.234 1、6.453 2及4.163 9时，有偏技术进步对创新溢出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上述发现表明，技术进步遵循具有比较优势的创新资源，本质上有利于提升创新溢出效应。     

多产品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产品范围

本文结合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产品产量库,从生产层面刻画了我国多产品企业特征以及产品转换行为,并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产品范围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转换频率较低,企业通过产品转换实现的资源配置效应微乎其微;中间品关税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范围的扩张,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和采用倍差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高生产率企业以及新产品引入成本较低的地区;从影响机制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范围的积极影响主要来源于进口中间品价格下降而非进口产品种类增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进行倍差法估计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核心指标的测度方法、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的情况下也较为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进口种类的拓展与进口质量的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两个渠道,其中“进口质量”渠道更为重要.最后,文章还实证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资源再配置与行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源再配置效应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中间投入品作为物化型技术溢出，是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出发，以历年外资准入政策为事实依据，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与上游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并探讨了其对下游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绿色技术溢出导致的有偏技术进步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途径，且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技术行业和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的绿色技术溢出对内部治污能力弱和外部减排成本低的下游企业作用更大。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并优化外资引进策略，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加强上游中间品生产商绿色技术与下游行业低碳生产之间的衔接与互动，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针对进口能否产生技术溢出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这一问题,首先构造了进口结构指标及技术进步指标,然后对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均对技术进步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我国进口存在技术溢出,且中间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较强,但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贸易结构改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形成。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对外贸易、充分利用技术传递,将技术创新与技术传递有机结合,用竞争扶持代替关税保护这三项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中欧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分析贸易对绿色技术的传递作用，基于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选取2000—2019年中欧15个细分制造业数据，使用OECD环境技术专利数据库计算欧盟和中国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从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且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调节，绿色技术的行业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第二，相较于进口，产品内出口通过产业规模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非物化型前沿环保技术更容易通过产品内出口向中国转移；第三，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环保技术领先国的产品内贸易，通过模仿学习不断吸收物化于产品中的环保工艺，从而推动本国绿色技术迭代和更新。     

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在科学测度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距离和规模效应,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①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缓解生产服务型和生活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检验中均稳健存在;②引入技术距离后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型和生产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边际效应呈倒U型,制造业服务化的边际效应受技术距离的影响;③行业规模扩大能够有效缓解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随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对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缓解作用加强;④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均能够有效提高一国全要素生产率。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贸易自由化下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进一步考虑企业生产率差异性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与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关,仅仅显著促进中等生产率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另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最弱。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其技术发展——基于DEA的面板数据分析

机械设备作为资本品,其出口增长被视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的标志;其进口被视为获得国际RD溢出的重要载体。本文采用DEA法将中国6个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实证分析发现,1993—2010年期间,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可见,装备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发展。因此,需要同时调整装备制造业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和自身发展模式。     

产品关联密度、吸收能力与中国企业创新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加快,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转变为如何有效获取和利用外部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与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并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究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增进自身的创新能力;第三,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但过高的产品关联密度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效应。     

关于实转制等外贸新政的研究——以中国沿海加工装配业为例

目前中国沿海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三来一补产业中,中间品供应绝大多数都通过进口,因此其中间品采购本地后向化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贸易格局下,沿海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压力和困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而契机则是中间品生产转型。在实转制等外贸新政下,中国沿海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在本地后向化的中间品采购方面,还是本地后向化的转型中间品生产方面都能为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来考察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OP方法更为准确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进口中间品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存在显著的短期和中长期进口学习效应。因此,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进口中间品。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合作网络特征、企业知识多元化与共性技术溢出北大核心

在“工业4.0”浪潮下,全球技术竞争已由单体技术竞争转变为共性技术竞争。作为连接基础科学与商业应用的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需要广泛外溢才能充分实现其潜在价值。在多主体协同创新环境下,创新合作网络特征对于共性技术溢出具有差异化影响。以我国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共性技术合作网络中,企业位置特征与关系特征对于共性技术溢出的影响,并考察企业知识多元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结构洞、联系强度对共性技术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多元化对于中心度与共性技术溢出、结构洞与共性技术溢出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丰富共性技术溢出理论研究视角,对共性技术合作网络健康发展,以及企业内部知识基础合理布局与共性技术充分溢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