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就业与稳增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6—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并分解了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是促进宏观就业与产出增长的两个重要机制。实证分析表明,2019年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促进宏观就业增长约5.1%,宏观产出增长约11.4%,并且宏观就业与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配置效应。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和劳动力成本,同时提升员工工资,促进企业雇佣和产出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缴费率下调的宏观经济效应在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在制造业和中东部地区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同时显著。最后,缴费率下调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2.4%,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地区—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     

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用水效率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用水效率,并运用Moran’s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用水效率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用水效率表现出整体稳定上升但地区间不平衡的特征;绿色全要素用水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在研究期内,全局Moran’s I呈现波动性上升的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用水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本地区用水效率的影响,还会受到邻接地区的影响。     

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中西部地区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就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微弱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都不是很显著。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检验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同时,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都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有正向影响,但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幅度都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全要素能源效率是能源消费活动中以资本、劳动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将有效经济产出作为产出要素测算出来的能源经济运行效率.经济集聚在不同阶段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产业产品结构效应和政策环境效应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验证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结论 表明,在经济初步集聚阶段,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降低作用;在经济深度集聚阶段,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提高作用,并提出通过深化经济集聚发展、加强环境规制来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建议.     

资本重置、地区利益再分配与产业转移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是推动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要素在一国内部的空间流动与配置,是实现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途径。由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决定了资本自西向东的空间布局,而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自由度、资本利润率的区域差异等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资本流动的这一特征,导致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劳动力要素自东向西的相反回流趋向。资本流动和劳动要素流动在空间上的错置,严重削弱了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中西部劳动力工资上行压力、资本投入缺乏效率、承接地政府之间的竞争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要想提高产业转移效率,实现区域均衡增长,必须改善资本要素的空间布局。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16年中国大陆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收敛态势,经济落后地区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要素流动呈现"资本向西,劳动力向东"的特点,资本要素流动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劳动力要素流动则导致了区域经济发散。制度的完善可能提升了资本要素流动的正向作用且减缓了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负向影响,并促使中国区域经济由发散走向收敛。     

公共支出、空间外溢与圈域经济增长——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一个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以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对公共总支出、公共分类支出及其外溢效应对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公共支出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但公共总支出与公共分类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并不必然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公共总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负的空间外溢效应,而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外溢效应;(2)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储蓄率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从科技金融资源、科技金融经费和科技金融产出三个维度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2012-2017年30个省级层面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显示:中国科技金融呈现出"东强西弱";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邻近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提升作用.     

基于MESS模型的服务业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浙江省69个市县为例

基于矩阵指数空间规范(MESS)模型,文章以浙江省69个市县为例,采用Bayes方法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各市县的服务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依性和空间异质性。地区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人口密度、工业产值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仅对本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对邻近地区的服务业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的发展则是一个抑制性因素。     

基于GIS的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层次划分研究

以成都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因子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选择GDP、人均GDP、经济密度、财政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城市化率、工业化率八个指标,对成都经济区所辖八市的综合经济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并结合八市之间的经济距离,应用城市引力模型,测算了成都市对成都经济区其余各市的辐射影响力,基于此得出,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分三个层次：首先,成都与德阳、绵阳（1＋2）;其次,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3＋2）;最后,整个成都经济区八市（5＋3）。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长三角1993-2006年132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的分析方法,根据长三角132个县市区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132个县市区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因而若采用标准的β收敛方程会使得估计结果出现有偏与不一致;而若采用考虑了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因素的模型进行估计,则其结果显示,虽然长三角县市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方向并没有改变,但是其经济收敛的速度却明显下降,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反映的增长机制仍然决定着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新经济增长因素只是减弱了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收敛的方向;而且从更小空间单元测度的层面刻画了长三角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特征.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就业增长、投资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本文通过生产函数和联立方程模型,发现在非农就业增长、投资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报酬,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促进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保证了非农就业的持续增长。我们通常把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高投资率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并给予特殊关注,但是,本文所揭示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特征,也表明高投资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不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它们是非农就业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虽然恶化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却是中国经济模式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县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测度及决定 ——基于中国1 820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 820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估计要素弹性，进而测度县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同时构建空间误差计量模型对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结构红利占县域GDP总值的444%，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35%。劳均资本、劳均土地等变量对结构红利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结构红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000—2005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以经合组织(OECD)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法为基础,测算了2000-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GDP的变化,并分解为资本效率、人均资本、专业化、就业率、活跃人口等几因子.比较了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原因,并且进行了归类.结果显示,对所有省份而言,人均资本的增加是CDP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因素,资本效率下降是重要的障碍;专业化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就业率、活跃人口在多数省份为正面的影响,然而影响较小.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系统耦合的关联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城乡系统耦合的定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模型,探讨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系统耦合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城乡系统耦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城市非农产业效益、城市就业与投资对乡村具有较强的作用;农村的居民生活水平、农业效益与城市子系统的关联性较强。②吉林省中部地区城乡耦合度总体上呈现东、中、西的空间分异特征。耦合度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地丘陵区和西部平原区;耦合度较低的县域集中成片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的哈大沿线和5个地级市辖区。（3）依据城乡系统耦合度与人均GDP的关系,将吉林省中部24个县域划分为协调型、磨合型、拮抗型和低水平协调4种空间类型,其中拮抗型县域数占全部县域总量的54％,是今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sectorial employment growth: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for U.S. coun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terminants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considering spatial and sectoral aggregation of industries. We investigate how geographical and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to the technology leader impact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We mode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y means of a hierarchical process of catch‐up to the technology leader. We also incorporate measures for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to test the roles of competition, specialisation, and diversity at the industry level. Empirical results using data at the county level for different economic sectors (2‐dig NA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 that human capita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sectoral employment growt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geographical distance to the technology leader and employment growth varies across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