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集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实证分析

集聚作为现代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能够促进创新所需的知识生产与汇集,进而带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以2011—2016年五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实证研究集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集聚对于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节能环保等四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网络、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较为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环境却没有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 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同时,也对核心骨干员工进行了股权激励。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情况的考察,探索了核心骨干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核心骨干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性,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股票期权的影响。此外,不同规模、成长性和性质的企业,股权激励效果也不同。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司治理能力,从而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03～2018年实行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在合理区间上,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其中公司治理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但是股权结构对企业产出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国有企业中,使经济价值和创新能力实现均衡的国有持股比例最优区间为50％.针对当前国有股平均持股比例显著下降的趋势,提出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提高公司治理效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对国有股比例持续降低应持审慎的态度.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机制检验中,采用两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同时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以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风险投资介入、投资策略与企业异质R & D创新

利用创业新兴指数样本公司,实证考察了风险投资介入及其投资策略对企业异质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风险投资介入并未对企业异质研发创新产生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持股比重增大能显著促进公司常规式研发创新,而对探索式研发创新无显著促进效果;联合投资策略能够促进公司常规式研发创新,而对公司探索式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单独投资策略对公司异质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常规式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风险投资介入、投资策略与企业异质R&D创新——基于创业新兴指数样本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创业新兴指数样本公司,实证考察了风险投资介入及其投资策略对企业异质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风险投资介入并未对企业异质研发创新产生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持股比重增大能显著促进公司常规式研发创新,而对探索式研发创新无显著促进效果;联合投资策略能够促进公司常规式研发创新,而对公司探索式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单独投资策略对公司异质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常规式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管理防御、晋升激励与公司创新绩效--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探究高管对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对2009-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从管理防御动机和晋升激励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行为,并探讨了高管创新层面的效果。研究模型表明:第一,公司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与创新绩效成正相关,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通过职位晋升可以有效约束高管的风险规避行为,抑制管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公司的创新绩效。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晋升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模式选择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产业集群模式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介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的四种以市场结构为依据的结构模式,并指出尽管产业集群的作用模式基本相同,但由于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结构模式对各个产业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应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结构模式来培育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政策激励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来自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产业政策实施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作用机制方面,信贷优惠机制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促进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对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