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发展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吗?

要素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如何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分配结构，是发挥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课题，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旅游业等新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8—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旅游业发展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2008年后开始凸显；分位数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分位处更为突出。本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和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证明旅游业发展能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要素禀赋等相关理论在旅游业等新型服务业中的应用范畴，也能为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要根据产业的不同来谋划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对策

本文从产业角度研究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建议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办法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问题。首先,基于产业的角度对全国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效应分析,从产业结构、产业就业等方面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部结构性原因;其次,分析收入分配政策这一外部定性因素对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根据产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建议。     

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再比较(2003-2014)

《21世纪资本论》是对收入再分配之后所形成财富数据综合状况的考察,本文综合利用UNSD、BEA、RIETI和NBS的国民核算资料,从收入初次分配视角给出世界各经济体2003-2014年国民收入分行业初次分配结构概貌.研究发现,世界各经济体初次分配结构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同",在时间上一般满足"不变收入份额"假定;"收入份额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经验规律在中国几乎无从考证,可能是由于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严重扭曲,无法有效反映其实际贡献;此外,世界各经济体对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深度有别.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讨论我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因素问题。在标准的新古典要素分配份额模型中,本文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以及企业目标函数的差异,建立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模型。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垄断能力越高,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性质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法人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传统新古典分配模型考虑的技术因素,包括要素投入比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而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分配份额没有显著影响。我们的结论是,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     

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方面税收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劳动要素分配份额迅速下滑,资本要素分配份额逐渐上升。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税收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前者改变了生产中要素相对投入比例,从而改变了税前要素收益率,后者则是通过直接税影响到税后要素收益率。本文利用系统GMM估计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具有明显影响:就直接税而言,企业所得税降低了资本分配份额,个人所得税中对劳动征税部分降低了劳动分配份额;就间接税而言,增值税明显降低劳动分配份额但对资本分配份额的影响不明显,营业税明显降低资本分配份额而对劳动分配份额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如果从有利于调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角度考虑,我国有必要进一步调整现行税收政策、完善税收制度。     

对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分配份额的研究

本文计算了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的基本格局,并将我国与美国、日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处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失衡状态;然后,本文分析了引起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原因,即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份额,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使居民收入分配份额无法提高;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了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政策着力点应该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减轻居民负担,三是缩小收入差距,四是解除或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而最终分配格局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劳动报酬、资本报酬和政府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三大板块,本文着眼于劳动报酬,考虑生产税净额、统计口径改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     

转型社会中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实证

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限于再分配更在于初次分配环节。文章借助数理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阶段财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财政制度安排影响要素分配和分配基本格局。初次分配格局确定后,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长期中,财政将通过居民要素结构影响收入分配;(2)我国不同阶段的分配状况是财政体制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结果;(3)构建和谐社会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微观基础——兼论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

在本文中,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在增加值中各占多大的比重。在企业层面上,税收制度不仅通过分配阶段而且深入生产环节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复杂影响。本文发现: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必要减少间接征税。但从长远来看,其关键是劳动要素变得更加重要;改制提高了资本和政府收入份额,挤压了劳动收入份额;对于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实际税负上升是主要原因,间接税设计和重复征税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本文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做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建议采用"减轻间接征税与加重直接征税并举"的策略。     

金砖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变趋势与基本特征

金砖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正处于进一步的演变中,稳定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南非"利润侵蚀工资"的趋势十分明显,俄罗斯则表现为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对企业利润的侵蚀,印度居民份额之低、企业份额之高超乎想象。居民份额偏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居民份额没有出现明显的"U"型趋势是金砖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本特征。发展中大国"U"型拐点迟迟没有出现,说明拐点是否出现不完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可能与国家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的国民收入分配导向等存在密切关系。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研究——基于厂商价格加成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厂商价格加成模型对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39个工业行业2002-2010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和面板联立方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实证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工资份额和利润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贬值提高了利润份额、降低了工资份额,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不公,而人民币升值则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本文表明,汇率变动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果会受企业价格加成比例和资本产出比的影响——价格加成比例的提高会削弱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而资本产出比增加会提升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果。     

价格体系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影响研究——基于三角分配模型之政策模拟

本文重构与扩展了Pollard(1977)的三角分配模型,利用1978—2005年份产业省际要素分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政策模拟,以考察产品与要素市场价格体系对我国要素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比价变化对我国要素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深层经济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提高要素比价(w/r)、要素-产品比价(w/p)及农工产品比价,可有效扭转劳动份额(SL)持续下降态势。为改善我国要素分配结构,应提高经济竞争性,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理顺不合理的要素比价和产品比价关系。     

我国要素收入部门结构分析

要素收入的部门分配是指投入生产的各个要素按在各机构部门的贡献所进行的分配,这种分配比例关系,对主体分配格局和规模分配格局的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我国资金流量表中相关数据,对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所占有的各项要素收入的状况加以分析,从而了解各部门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掌握部门之间的结构特征,以揭示我国部门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特点。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

本文基于我国1978—2002年间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所得,采用核密度函数估计各省区的收入分布,加总得到全国的收入分布,进而考察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分布演进。主要发现是,我国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渐呈现双峰分布,这直观地刻画了我国要素收入快速增长以及在初次分配中就呈现两极分化的现状;两极分化主要是由劳动贡献这个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要素贡献的其他差异对我国收入分布的扭曲程度为2%—15%。这些发现意味着,缓解、消除两极分化在于校正、消除经济体现有的一些扭曲及其对收入分配标准的影响,健全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环境。     

基于主体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对中、日两国的实证比较

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合理与否决定着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能否协调共进。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日本相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中国住户部门的所得份额明显偏低,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所得份额明显偏高,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倾向。这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该采取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出、放松对企业向职工提供补助和福利的管制等措施,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状况评析

初次分配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生产的各要素之间进行的价值分配,其各部分间的比例关系即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国民收入三大部门分配的比例关系,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劳动报酬率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均衡,即主要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结论。这种不均衡的初次分配格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始终把劳动报酬、居民收入放在初次分配的核心位置,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