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变动及相关性分析

省会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城镇规模结构的集中与均衡程度，反映省会城市地位的重要指标。文章利用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省会城市首位度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而揭示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省会城市首位度省际差异大，首位度均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有所下降；省会城市首位度及变动与省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相关性不大，与经济集聚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省域经济水平存在着“N字型”的关系。在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科学认识城市首位度，走出片面强调“提升首位度”的误区，避免“一城独大”，应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充分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效应。     

中心城市创新首位度的经济成因及对研发要素集聚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首位度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立足创新语境,结合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半参数核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省会城市创新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研发要素集聚关系。分析发现:①随着经济发展,在经历区域创新由极化向收敛的转变后,创新首位度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趋势(“Williamson假说”);②创新首位度与研发要素(人才)集聚呈M型关系,反映出省会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皆不利于研发要素集聚,同时,也揭示出“城市集中度陷阱”现象的存在;③创新首位度既不是实现高(低)研发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低)集聚组态的核心因素。相比非高组态,首位度更多地以条件缺失形式存在于高人才集聚路径中,这也体现出“一城独大”现象是实现高研发要素集聚的次优战略选择。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是创新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关键。基于2003-2020年DMSP-OLS与NPP-VIIRS连续校正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实证分析了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在工具变量的检验下，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结果表明，拥有双中心的省域和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更能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提升效应；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要低于其对非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缓解资源的错配程度、加速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250公里以内的城市空间距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均能有效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福建省城市规模结构之研究——基于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2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的结构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发现,福建城市规模并不服从首位度分布,城市人口、用地及经济规模并不完全符合位序-规模的理想分布状态.城市体系分布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福建城市规模体系以双中心城市为核心,小城市数量众多且发育不够;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闽东南沿海城市与闽西北山区城市规模差距大.最后提出了福建城市发展应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人口规模,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带动整个省域经济发展.     

基于城市首位度理论的湖北省城市体系结构研究

运用城市首位度理论对湖北省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体系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指出,湖北省城市首位度属于高度首位分布,城市规模等级分布体系的不平衡程度较高。因此,有必要完善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以加快湖北省的城市化进程。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龙头带动还是均衡发展——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笔者采用空间面板德宾(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得到结论:我国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短期看,本省城市首位度对本地和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是不显著正向、显著负向关系;长期看,城市首位度对本地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效应不显著为负。研究表明,龙头带动的城市空间布局发展战略,在短期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但是会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阻碍;长期看,龙头带动的发展战略则会对本地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长期更应采取均衡战略。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

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在创新两阶段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的地区交互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即邻近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技术研发阶段为正、在成果转化阶段不显著,邻近地区创新绩效对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两阶段均为负;分时段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双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其地区交互作用则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且在空间溢出效应中表现出创新阶段差异性。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创新力场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破解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导致区域创新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基于断裂点模型、创新力场强模型和创新辐射力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辐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力场强整体以“沪-苏-宁-合-杭-沪”为边界呈圆形网络分布，包括上海创新辐射带、苏州创新辐射带、杭州创新辐射圈、南京创新辐射带以及合肥创新辐射圈等五大核心辐射区；创新力场强分布不均匀，靠近核心辐射区的城市创新力场强密集，受到多重辐射效应，而边缘城市受到辐射效应微弱；周围城市创新要素量对创新力场强具有倍乘效应，可通过增加其创新要素量放大创新辐射效应。     

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评估——兼论多重嵌套试点示范机制的完善

以中国分批次、分地区进行的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77个城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对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理进行系统经验考察。研究发现：①自上而下指定产生、试点单位以省为主的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并未有效促进低碳技术创新，而自下而上申报遴选、试点单位以城市为主的第二批试点则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进步；②政策效应机理是加大政策性研发补贴支持力度，而增加研发从业人员数量和提高经济集聚程度的传导机制并不明显；③环境规制、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均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城市、碳交易试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和资源丰裕程度较低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增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评估——兼论多重嵌套试点示范机制的完善

以中国分批次、分地区进行的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77个城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对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理进行系统经验考察。研究发现：①自上而下指定产生、试点单位以省为主的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并未有效促进低碳技术创新，而自下而上申报遴选、试点单位以城市为主的第二批试点则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进步；②政策效应机理是加大政策性研发补贴支持力度，而增加研发从业人员数量和提高经济集聚程度的传导机制并不明显；③环境规制、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均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城市、碳交易试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和资源丰裕程度较低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增作用更加显著。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湖南省研发投入的空间格局与创新协调发展对策

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首位度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湖南省各市州的研发投入(R&D经费、R&D人员投入)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内各市州R&D经费投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但R&D人员投入差距在逐渐增大;②湖南省的R&D经费及R&D人员投入在各个市州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及空间集聚现象,并在西部、南部周边市州呈现出大面积的低水平连片聚集特征;③湖南省R&D投入的空间演变特征并不显著,长株潭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圈缺乏辐射带动力。研究最后提出了湖南省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能力差异性与绩效分析

融合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从开放创新的视角,以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样本,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能力与集群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投入对集群国际市场绩效影响最大。其中,集群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只对集群的国际市场绩效产生影响,而集群内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对集群国际、国内市场绩效以及生产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大学R&D经费支出、研究机构R&D经费支出和省内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等开放创新来源均对集群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绩效。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的QCA分析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当前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重点。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整体性视角揭示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因素组态。结果发现：单个要素不构成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阻碍因素,但科研机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在促进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方面发挥较为普遍的作用;存在6条关键路径可以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包括开拓型、产业升级助推型、科研机构驱动型、产业升级与科研机构发展双轮驱动型、科研机构主导逻辑下的高校驱动型、市场和研发机构双元主导逻辑下的多元主体合力驱动型。因此,为全面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可以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条件因素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     

研发人力资源投入、知识溢出和专利产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以地区周边的R&D人力资源投入作为空间知识溢出变量,基于推广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了R&D要素投入、空间知识溢出与专利产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利用2000—2007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数据,分析了R&D人才集聚对空间知识溢出的作用,以及R&D人力资源投入、知识溢出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及其临近地区的R&D人力资源投入均对本地区的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说明R&D人才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人才集聚促进空间知识溢出,空间知识溢出对地区的自主创新有明显贡献。     

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新兴产业作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最具发展活力的产业,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但是,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以及其它省会核心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非常大。明确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关系,才能更有效地以核心城市带动相邻落后城市的新兴产业发展。基于创新要素和集聚效应双重视角,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1—2015年新兴产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研发效率和科研机构占比两大创新要素对相邻区域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和R&D投入则产生虹吸效应。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科技体制改革对省级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

2015年我国开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这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能否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其对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效果如何,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基于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分组分析法考察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对知识创新体系中高校与研发机构相互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主体供给侧投入增加,未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边际产出低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