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Sys-GMM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水足迹提高,该提高作用高于其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其中,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了中国水足迹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中国水足迹降低。分地区来看,三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均促进了水足迹增长,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也促进了水足迹提高,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三大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则有助于水足迹降低,东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较大。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趋同检验

在我国经济急需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十分必要。对1990~2010年我国各省区主要生产率进行四元分解,研究发现,绿色技术进步对我国省区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绿色技术效率的恶化则阻碍了省区经济增长。绿色技术效率和资本深化是导致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绿色技术进步则对省际经济差距的扩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相关理论,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和创业,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创新行为和创业行为两种机制起作用的。然后在这种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定量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各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对相应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为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指导。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及波动性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1985-2005年中国地区农业生产绩效的动态表现。结果显示:(1)样本期间八大地区平均的TFP和技术进步率都为正增长,与此同时技术效率的改进不明显且为负增长,规模效率则表现出更明显的负增长,只有少数地区的配置效率改进有正增长;(2)从地区差距和波动来看,八大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有所缩小,其技术效率变化趋势相同,并且两者波动性不大,而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波动都较大;(3)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配置效率的波动是农业TFP的波动的首要推动力,即近20年来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农业TFP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技术吸收、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服务业生产率地区差异——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为例

服务业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成本病,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服务业产出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计算"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伴随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文章以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服务业产出效率的理论模型,并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地区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越高,则该地区的服务业产出效率就越高;清除影响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的制度壁垒,提高企业家技术吸收能力,仍然是"长三角"地区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产出效率的重要战略选择。     

制度、技术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探析

从技术与制度的视角对增长经济学关于地区间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决定因素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评论,分析指出地区间技术水平差异能够有力地解释国家与地区间经济增长绩效差异,但技术进步状况与技术使用情况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制度还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指出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创造有利于促进人们向生产性方向努力的激励制度,同时提出了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结构差异、制度冲击及动态表现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转型过程中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的动态表现。基于Kumbhakar(2000)的方法,我们将TFP增长分解为四个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1)自1988年以来各地区工业部门的TFP增长率都出现了增长的趋势,其首要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率的不断提高;(2)与此同时,技术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了恶化,而规模效率则从恶化走向了改善。(3)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对各地区的工业生产绩效的构成造成了普遍的冲击,而民营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小。(4)通过分析绩效差异的源泉,我们进一步确认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制度性冲击促成了工业规模效率的提高,却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短期下降,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则有助于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改善配置效率。伴随着制度变革的经济整体转型正从多个向度重构着中国地区工业化的版图。     

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省际数据比较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1999年到2008年间3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平均的技术进步在升高,而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却在下降。具体到东、中、西三大部区域经济的比较而言,东北地区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且呈上升趋势,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但中西部的技术效率在下降。这表明东部地区更多的是依靠长期积累的管理生产经验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却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区域工业增强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效率贡献——基于面板一致性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区域面板结论的截面一致性要求进行区域划分,使用198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区域工业技术进步增强特征、技术进步贡献和要素效率贡献进行了实证比较。结果显示近三十多年来,除西部地区之外,我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均呈现资本与劳动同时增强的技术特征,大部分区域劳动效率增长快于资本效率增长,表现为相对劳动增强的技术进步;我国区域工业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偏低,东部沿海的劳动效率、南部沿海的资本效率成为支撑当地技术进步贡献的主要力量,而偏低的资本效率则是制约西部与东北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创业孵化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创业孵化是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孵化器资源整合通过帕累托改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孵化投资通过收入效应提高规模效率,技术服务通过替代效应提高技术效率,进而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逐步回归法及sobel模型检验创业孵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孵化器数量、人员投入、风险投资及技术服务对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创业孵化通过创新产业化路径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①以平台化、网络化路径扩大孵化器体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②优化创业孵化资金“入、转、退”制度,提升规模效率;③建设“孵化器4.0”模式众创空间,提升技术效率。     

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力量。然而,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本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多数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本的生成和配置上存在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及其长期竞争力。     

技术进步偏向、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基于2006—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从影响传导机制、非线性特质角度探究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①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②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要素配置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经济韧性的重要机制；③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其子维度与经济调整适应能力不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但与经济创新转型能力具有非线性关系。因此，要合理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发挥技术进步偏向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以技术创新、理念革新与机制鼎新抵御潜在风险，增强经济韧性。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Change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rapid growth has been witnessed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anks to the introduc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while this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quantitatively, it is, unfortunately,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conomy. Structural imbalances have thus been produced, which hind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the country. Besides, by way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balance mechanism,” “resource optimized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mechanism,”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effectively push forward the quality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dynamic change in the economy,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ness and openness as well as the shar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refore,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the second stage—the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the introduc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 to the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 then to the third stage—the stage mainly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high-speed growth phas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hase.     

Factor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its stag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1952–2005 and 1978–2005 in China. GMM and OLS tests show that the robustness and significance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the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s contributions are much higher than other factors, and 70% of economic growth is boosted by the capital and the labor input. Factor contribution decomposition and TFP growth indicate trade has the most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space model finds that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inance, trade and institu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periods. Namely, factor contribution do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variation.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机理是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推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通过规模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有效的;农村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无效的,也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不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新动能支撑效率的多视角分析

创新创业政策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以我国创新创业系统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构建了包含科技投入、教育投入、人才支持、创业孵化、平台建设和税收优惠6个政策工具在内的创新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2014-2016年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及创业企业的支撑效率。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创新创业政策对区域新动能的支撑效率总体较高，但是地区间的政策落实效果略有差距，各省市呈现较大程度的不平衡特征。深入挖掘发现，部分地区暂未形成规模效应，在资金配置结构、人才利用效率、税收优惠额度、政策绩效产出等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提出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消除技术进步制约因素、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政策建议。     

The French Communication Industry Defin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Social Fabric Matrix,the Filiere Approach,and Network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growth. A system of thre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is used to unearth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s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ffect economic growth. These include greater efficiency and enlarged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sample contains 79 countries and six periods covering the years from 1976 to 20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are important for economic growth either through a bette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r, indirectly, through the stimulation of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主流的增长理论缺乏对制度的分析,认为制度是外生的。在实证方面,对于制度的研究又缺乏精确的分析。笔者以新古典增长和制度学派为基础,对制度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增长的特点是产出、资本、消费和制度都存在一个最优的值。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的影响比资本投入和制度因素要小。制度因素主要是通过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尽管在直接效应中,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但在总效应中,制度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