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自然垄断定价理论与中国电价规制制度分析

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其定价方面的两难困境 ,需要规制者对其产品定价进行规制以在厂商利润与社会福利之间进行权衡。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并不适合于自然垄断厂商。本文在规制定价理论以及激励规制理论的基础上 ,对中国电力定价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电价改革的第一步应在发电环节中引入竞争的基础上 ,对不同效率类型的电力厂商设计不同激励强度的定价机制 ,另外本文尝试着对不同技术效率的电力厂商列出了不同激励强度的价格规制方案菜单     

网络产业价格规制模式的多元化及其适用性分析

网络产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特性使政府的价格规制成为必要,但价格规制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受到多重目标导向不一致的困扰,还必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进行设计,使得这类制度安排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对不同激励强度的价格规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减少企业信息租金之间进行权衡的协调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适用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予以说明。     

政府价格规制与“信息租金”的理论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框架,对没有信息不对称时最优社会福利定价与有信息不对称,但同时也有“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次优定价的比较,证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对垄断企业施行价格规制是有“信息租金”的这一事实,即如果实行了“获取信息”的激励相容办法,在垄断存在的前提下,社会与公众仍然是会有损失的,这种损失是由于垄断公司独立拥有关于公司成本的私人信息而产生的。     

基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模型的药品价格规制研究

本文基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政府、规制机构、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组成的利益集团在药品价格规制的博弈中的行为选择,指出在现有条件下,政府无法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药品价格均衡机制,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谋是药品价格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解决药品价格规制失灵,最佳办法是政府增加对医疗机构的投入,阻止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合谋,其次是减少对低效率医疗机构的激励,从而抽取部分高效率医疗机构的信息租金,减少高效率医疗机构投机的收益.     

环境规制中的激励与监督--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环境规制者在估计削减污染的成本与收益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信息优势，并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欺骗或误导规制者。于是，规制者就面临两个问题：如何向污染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如何对污染者进行监督和强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环境规制政策设计——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传统的环境规制理论视为规制者的政府与被规制的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现实却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会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降低了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用。为此,政府应进行规制政策创新,激励企业公开污染信息,以提高规制效率。     

发展中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经济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定的普遍服务问题。在模型中,政府与垄断企业的非对称信息产生于在农村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最优普遍服务政策可以用两种规制手段即资费和网络投资来实现。本文对区别定价和统一定价两种情形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实施区别定价时,与完全信息相比,不完全信息将提高农村地区的资费水平,并且减小相应的网络覆盖面积;而在实施统一定价时,农村地区的定价可能降低,但这是以网络覆盖面积的减小为代价。模型结果还表明,合谋的成胁会弱化企业的激励。有意思的是,在这两种定价机制下,企业和纳税人这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均有同规制者合谋的动机。实际上,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存在,强化了规制者和企业之间的防止合谋约束,并且为了减少规制者同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合谋收益,即使规制者具有高成本信息,也会使配置结果扭曲。     

信息、串谋与自然垄断产业规制

串谋现象的存在破坏了机制设计中的直接显示原理,使机制设计的信息空间维数增加从而使机制设计变得更为复杂。在转轨经济国家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过程中,内部规制者对自然垄断厂商信息结构上的改进使规制政策的设计倾向于低激励强度的成本加成契约,而且串谋现象的存在使规制过程更带有规制掠夺的特征。同时,这一事实也成为转轨国家中多部门共同参与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的重要原因。     

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与定价管制

投资博弈模型表明,在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无法预知的条件下,只有给投资商预定的利润率才能吸引资本进入,而预定的利润率却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激励.基础设施供给厂商和规制者合谋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表明,预定的投资收益率管制并非激励相客机制,直接管制定价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产品产业的低效率、高成本、高价格状态,远远偏离于政府管制的消费者福利最优化的初衷.     

不完全信息、反倾销威胁与最优出口贸易政策

通过扩展Brander和Spencer(1985)的基本模型,本文首先证明了,在反倾销威胁下,基于完全信息假设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要求出口国政府给予低成本企业更高的出口补贴或更低的出口征税,在无效激励机制下必然导致出口企业隐匿自己的真实成本类型,基于完全信息假设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失效。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不完全信息和反倾销威胁下激励相容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该政策要求出口国政府依据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压力的大小,采用不同的出口征税和一次性转移支付政策组合,激励出口企业如实报告成本类型,并使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     

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不完善环境下中国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通过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如何赋予规制者合理的目标和激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应,从而带来垄断行业的持续扩展。但同时,增长型规制者又是社会不公平等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经典规制者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较为严格,在制度环境约束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     

垄断条件下企业研发的最优决策研究

研发决策是企业战略发展和组织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对于垄断企业更是如此。分别从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对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的最优研发决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研发成本的存在,垄断厂商可能会选择低效技术;当研发投入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厂商进行技术转换、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更大。而在进行技术投入时,非合作竞争中的研发投入水平和厂商利润均小于合作研发时的水平,从而导致研发不足。而通过合作研发将技术的外部扩散效应内部化,对企业的研发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论监督背景下的不对称信息管制机制

在管制背景中 ,管制者和企业双方之间总是存在不对称信息 ,激励相容机制可以诱导企业报告真实情况且对所有人都是最优的选择。然而 ,在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激励相容管制机制设计中 ,不仅要考虑不对称信息问题 ,还必须考虑管制者对企业服从行为的监督承诺问题。本文以对企业的环境管制为背景 ,研究在同时出现不对称信息和管制者监督执行两方面问题的情形下 ,最优激励相容环境管制的设计 ,并且和最优一致环境管制的设计进行比较。     

科技创新与最优专利转让方式的选择问题

本文利用博弈论方法旨在探讨不同创新条件下企业间进行专利转让时的最优转让方式的选择问题。在合作研发博弈中,参与合作研发的厂商不仅是新技术的发明者和所有者,也是使用新技术参与产品市场竞争的生产者。在此条件下,企业间能否顺利实现专利转让的关键在于专利转让所得与生产利润的权衡比较。本文的结论是在不同的创新条件下,以单位转让费方式进行专利转让是合作研发博弈中可供选择的最优转让策略。     

溢出效应、价格规制与企业投资激励——以电信产业“共建共享”政策为视角

电信运营商不愿参与"共建共享"缘于这项政策可能会降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加剧竞争。文章基于三阶段轮辐模型,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考察无规制和存在接入价格规制情形下的最优投资水平发现,如果企业为争夺老用户竞争,溢出效应不仅会降低投资厂商与接入厂商之间的差异化,而且会导致厂商投资更加偏离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如果企业定位于拓展新用户,溢出效应反而可以提高全行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使得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电信服务。但是,为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投资偏离而采取价格规制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厂商投资的激励。基于此,文章认为在电信用户迅速增长的今天,政府应出台更多"共建共享"的配套政策促进企业投资。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政府对互补性研发合作体的激励工具选择

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通过引入社会扭曲成本与社会收益变量,解释了合作体成员可能出现的搭便车行为,并构建了互补性研发体成员在政府不同激励工具下的决策模型。分析表明,对于互补性研发合作体的激励,政府不完全监督是最优的政策选择。     

专利保护宽度和累积创新竞赛中的信息披露

该文将专利保护宽度定义为累积创新厂商之间的许可比率,考察其对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强的专利保护宽度有利于信息披露,但其对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却呈近似的倒U型,故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与事后许可相比,事前许可能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导致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双方对专利诉讼的结果具有相同的预期,则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无成本的.     

市场结构、价格规制和服务质量——国外对网络型公共基础设施产业的研究

垄断、寡头垄断、数网竞争、纵向一体化等市场结构下对最优服务质量的偏离,以及激励性规制下可能产生的服务质量下降构成了对服务质量进行规制的逻辑起点。规制服务质量的主要工具有最低质量标准、基于服务质量的奖励和惩罚、发布质量报告等,它们的特点、局限性以及适用条件不尽相同。只有考虑产业的竞争程度和特性,以及不同激励强度的价格规制,选择合适的工具,才能更好地对服务质量进行规制。     

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

能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是节约能源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源价格上升意味着成本增加,厂商面临三种选择:成本转嫁、成本内部化或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竞争越激烈、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厂商更多地采用成本内部化,反之则采用成本转嫁。成本内部化的厂商最先选择的策略是减少生产要素采购的应急措施,而成本转嫁策略不但不利于节能降耗而且助长通胀。因此,能源价格改革短期内促成通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赖于一揽子措施,仅靠能源价格提升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完全合同理论视角下渐进性创新的逆向研发外包组织模式、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研究

既有研发外包组织理论主要基于技术优势企业视角，关注如何治理技术溢出等交易成本，忽视了缺少专利和隐性知识的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时最优研发外包组织选择。基于不完全合同视角，从企业对研发中激励代理方努力与降低渐进性创新的不完全替代性成本之间的权衡出发，分析委托方如何合作、并购、委托以及新建研发等组织最优选择。结果表明，当委托方技术水平较低时，最优组织将需要给代理方更多控制权以激励其努力，相反，委托方则保留更多控制权以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委托方市场规模通过影响代理方的私人收益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使得委托方愿意放弃控制权以激励代理方努力。新建研发可以看作是委托方通过承担更多时间和风险成本，从而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在不同组织形式中，委托方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是不同的，这决定了委托方通过研发外包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企业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