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扶贫战略研究

本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21世纪中国扶贫战略的基本背景和基本内涵，扶贫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战略和城市扶贫战略，认为扶贫制度创新是21世纪中国扶贫战略的核心，全面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满足城市贫困人口基本需要是21世纪中国扶贫战略的重点。     

对扶贫战略的再思考

一、对扶贫方略的重新审视：扶贫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 我国的扶贫战略一直是以区域发展战略为主,这种战略是一种实现区域总量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投资战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将扶贫对象的主体确定为县,一切扶贫活动都以县为对象进行,并且主要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考察标准。从经济指标构成看,影响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县域经济的总量增长和扩张,而不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样客观上就诱导区域经济行为目标向总量增长偏移．使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极大影响了扶贫方略的实际实施效果。 我国的“扶贫信贷”项目始于１９８４年,十…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以“渔”代“鱼”：—从人力资本开发角度看扶贫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7年底的5000万,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但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本解决我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关键是要重视贫困人口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由“物资扶贫”为主转变为“知识扶贫”为主,增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送去“捕渔”的方法。所谓“知识扶贫”,是指通过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教育,逐步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生产、生活能力,以增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为宗旨,使其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一、贫困人口资源呈现的特…     

新世纪：中国扶贫实行重点转移

中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当时农村贫困人口有8000万,国家计划用7年时间,即到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近年来中国农村脱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扶贫工作主要是向贫困地区投入资金和技术设备等,从而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脱贫。因此,扶贫重点的选择直接影响扶贫的结果。而面向新世纪,中国扶贫的重点及方式应该有所转移。 一、由重点贫困县向非重点贫困县转移 中国的扶贫政策是以确立国家重点扶贫县的方式开展的。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在全国共…     

我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估与思考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表明，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解决温饱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资金使用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2002--2004年各年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分别为：210．6亿元、216．7亿元和229．5亿元。同期，绝对贫困人口分别为：1752万人、1763万人和1613万人。三年贫困人口人均政府扶贫资金为1280元，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     

企业扶贫与可持续减贫作用机理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企业扶贫是内生于我国产业扶贫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模式。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分析农村贫困生成的宏观、微观原因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运作机理,试图解释如何通过扶贫企业这个外力激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实现可持续减贫。研究发现:第一,当企业参与扶贫,意味着有限的扶贫资源实现了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循环过程,这是可持续减贫的基础。第二,当企业参与扶贫,不仅可将贫困人口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循环系统,使他们有可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有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的运用和提升,从而最终形成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     

扶贫贷款的“悖论”

自1998年-2002年．国家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5亿元．使贫困人口从4962万人下降到2820万人，确保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如期完成。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已从“八七”扶贫攻坚时的“输血”、救济式扶贫。转为“造血”、开发式扶贫．扶贫贷款的投入也从强调到户贷款转到强调产业、项目贷款。但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尖锐问题     

“十三五”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思考

当前贫困人口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一些扶贫政策不适应、不协调、不聚焦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各项扶贫措施的整体精准性较差,失能人口等绝对贫困群体脱贫压力大.“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为此,“十三五”时期要把扶贫工作放在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趋势下来整体布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扶贫攻坚成效,确保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到2020年如期脱贫.     

我国扶贫开发的新困境及对策探讨

随着法律对农村各类土地主体和权利界定的完善,以及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建立,各地政府借助行政手段圈定移民安置区域的开发扶贫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法律阻碍,需要承担的行政成本也急剧上升,导致各地扶贫开发逐渐步入端头。针对这种困境,文章认为,应结合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态势,利用农业人口替代转移规律,将移民安置选址从传统的四荒地转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郊县区,开辟市场化机制下的自发性移民脱贫路径。     

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

Since its inception 15 years ago,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MLSA) has served as a last resort for China's urban poor. Using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is study provides updated evidence o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receipt amount, and 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MLSA. Families eligible for MLSA make up 2.3 percen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but only about half of them are actual beneficiaries. City MLSA generosity and household entitled benefit amount both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participation rate and household receipt amount. MLSA lowers the poverty rate somewhat, but substantially reduces the poverty gap and severity for its eligible participants. Nevertheless, the poverty reduction role of MLSA is restricted by its partial coverage and delivery. Consequentially, poverty remains a serious problem for MLSA's target population. The 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MLSA can be strengthened by full coverage and delivery of benefits and b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disadvantaged subgroups.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论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基于村民行为选择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的成效呈递减趋势.因此,为探究村民的行为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文章在合理界定我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有序多项选择Probit模型来分析村民的行为选择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该模型的Gibbs抽样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的企业数量、村务管理效率、村民就业结构、村民受教育程度、村内公共投资力度及村民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均构成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总结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分析

中国农村贫困面广,资金外流使农村反贫困形势更加严峻。农村民间信用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农村经济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缓解农村贫困具有积极作用。文章通过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的比较分析,对上述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文章认为,通过完善和规范民间融资市场,民间信用在发挥对中国农村缓解贫困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优化等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对我国新城市贫困现象的思考

新城市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贫困的主力军,并伴随着产业升级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大部分新城市贫困将面临不能重返就业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竞争。通过产业政策和提高新城市贫困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就业是解决新城市贫困的根本举措。     

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

本文运用经典的反贫困理论对环京津贫困带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典的反贫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文章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典型的生态性贫困的特征。文章对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及其在环京津贫困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性贫困在我国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