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价格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

<正> 15年改革开放引导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剧烈波动的发展轨道,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轨迹。但是,这种新的增长格局正在明显地受到日渐突出的通货膨胀的干扰,每2—3年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就被迫进行经济紧缩。在经济紧缩政策实施后,通货膨胀仍会保持相当高的水平。199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未出现明显的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经济过热情况下,又出现了出人预料的高通货膨胀问题,这提醒我们应当注意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深层次原因。     

部门生产率、汇率与结构性通货膨胀——基于B-S假说的拓展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频发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有结构性原因。基于B-S(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分析结构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对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原因,货币供给量、汇率也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非对称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12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明显存在;在门限值以上,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在门限值以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支持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非对称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12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明显存在;在门限值以上,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在门限值以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支持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存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本报告在回顾中国金融体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干中学的信用扩张模型,结合开放经济中平衡信贷规模扩张与通货膨胀机制的探讨,揭示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金融政策的特定制度安排。本报告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转轨时期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指出该制度作用下所存在的成本和风险,并提出从动员型金融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型的相应对策。     

基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通货膨胀策略研究

不良资产一般形成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及泡沫时期,而显露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和通货紧缩时期。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发现货币供应以Granger因果关系引起GDP的变动,从而表明历史货币有助于预测未来GDP,据此,提出了适度通货膨胀在增加名义GDP的情况下,可以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思路,并用模型实证这一结果的可能性。     

“大国效应”和自主宏观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平稳增长的时期,已经长达5年多了,经济增长沿着潜在增长率稳步前行,通货膨胀指标也显示出如此的平稳状态,似乎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带着中国经济一直往下走。但是,在这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的底下其实也开始在涌动着巨大的波浪,这潜在大浪被人们逐步认识为“流动性泛滥”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使人们不自觉地想起了日本的“升     

基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利率手段实证分析

银行不良资产一般形成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及泡沫时期,而显露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和通货紧缩时期.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发现货币供应以Granger因果关系引起GDP的变动,从而表明历史货币有助于预测未来GDP,据此,提出了适度通货膨胀在增加名义GDP的情况下,可以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思路,并用模型实证这一结果的可能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通货膨胀

<正> 1979—1988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高速率转移,无疑为这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个推测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短缺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过高,有可能是在货币供给过度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而成为1985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折,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速转移与货币增长的关联进行考察,进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高速率转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一些论证。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率过高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有必要对数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率、途径及其有关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考

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中国目前发展水平的十倍。中等发达国家未来60年的人均GNP以每年平均2%到2.5%的速度增长的可能性较大,我国要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GNP每年平均需要增长6%——6.5%,GNP总量每年平均需要增长6.8%—7.3%。如果我国来来的增长速度较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发展水平和下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就业和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都无法解决。有的学者分析速度与通货膨胀时认为,低速度稳定一些,通货膨胀率低一些。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有些国家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通货膨胀率并不太高;而有很多低速度增长的国家长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因此,高速度不一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效益如何。     

读编互动

<正>在2008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中国内地政府提出的目标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全世界都在扩张,只有中国在紧缩,这体现了中国政策的特殊,这种特殊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和发展的特殊阶段上。刘伟认为,2008年春天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一场暴风雪把高速公     

中日两国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比较

<正> 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447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1992年突破2万亿元,基本上是按1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长。如果与日本1.956～1971年间所取得的高经济增长率相比较,两国在两个不同时期所取得的相同成果——即在较短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产生了质的飞跃。两国的经济起飞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其经济增长特点来说,可以说各有所长。但总的来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质量上看要稍逊一筹。     

“新常态”时期中国财政政策调控模式研究

该文主要以1996年第1季度—2017年第1季度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等数据为基础,运用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区制下,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中主要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是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依赖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区制变量将样本期间内的经济划分为"低速增长"时期(区制1)、"适速增长"时期(区制2)和"高速增长"(区制3)时期,就稳定性而言,区制1最优,区制2次之,区制3最弱,就财政支出的冲击效果和减小速度而言,区制2最显著,区制3中次之,区制1中最弱。另一方面是减少财政收入在区制1中的效果较好,增加财政收入在区制2和区制3中的效果较好。由此在"新常态"时期给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是目前政府应该采取以减少财政收入为主的财政政策,以扩大财政支出型的财政政策为辅,另一方面是政府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局部着力作用,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和收入结构。     

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成长经验的理论思考

本文对中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政策操作经验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经济在起飞阶段保持国民经济以（９±０９）％～（９±１９）％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容忍３％、最多不超过６％的通货膨胀，既是前一个时期经济实践和政策操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今后政策操作的一个首要目标与归宿，为实现低通货膨胀而牺牲国民经济的适度高增长，实际上并不经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与政策主张，进而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继续深层推进制度创新和积极倡导技术创新是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目标的长期的和根本的政策选择的逻辑结论     

2011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四大关键词”编织的世界经济困局下中国财政政策选择

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四大关键词来概括: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和财政整顿。这四个关键问题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紧密交织在一起,使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三个困局: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的困局、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在这些困局中,财政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应在经济良性发展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优势,对内做好自我保护;对外积极探寻破解困局之路,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学者2011年世界经济将进入8年周期上升

《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主权国家评级》（WERI—CR2010）报告称,2011年世界经济将进入8年周期的上升过程,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透支增长、通货膨胀、财政风险、紧缩政策,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长缓慢。     

美国宏观经济格局和宏观政策困境研究——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视角

本文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的三维框架下,系统分析了当前及未来五年美国的宏观经济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老龄化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尚未到来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将处于低迷增长的态势。二是美国的总需求并不强劲、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再加上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动,因而美国不会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将处于温和通货膨胀状态。三是美国家庭部门债务风险明显缓解,不过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债务仍在攀升,从而使得美国的整体债务率处于缓慢上升的态势。总体来看,美国经济不会陷入鲁比尼所说的“滞胀性债务危机”,而是处于“经济低迷增长+温和通货膨胀+债务缓升”的亚健康格局。在此局面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美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止是短期经济波动,还包括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稳定政策只能对经济进行短期逆周期调节,对于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则难以奏效。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策合一”的宏观调控新思路有助于更好地帮助美国摆脱“经济低迷增长+温和通货膨胀+债务缓升”的不利格局。     

当前通货膨胀中的国有企业行为

<正> 在过去的一年中,持续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将根据实际调查资料,分析通货膨胀是如何通过国有企业行为影响中国经济进程的。一、价格形势与企业对价格的恐慌即使人们还未能充分证实通货膨胀作为集权经济改革的伴生现象是否具有规律性意义,物价的持续上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据有关方面测算,1978—1987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45.7%,而同期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了625%。1984—1987年,扣除经济增长、结构性调价、经济货币化因素影响之后计算出的货币过量增长每年约为5—8%。所以,经济改革以来,隐蔽的或公开的通货膨胀始终存在着。     

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0年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2006年12月～2010年12的月度数据,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短期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效应相反;货币供应并不影响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无关,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之间正相关;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具有负效应,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证实我国存在托宾效应;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作用相反,通货膨胀损害经济增长的弗里德曼假说在我国适用。同时得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非中性和内生性特点的结论。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