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这种相关性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向却不一样。国有单位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负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正相关。从全部上市公司来看，这种相关性则不甚明显。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集中度是指公司股东因其持股比例不同而使得上市公司表现出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状况,是评价公司股权分布状态及该公司的发展状况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股权集中度既包括上市公司排名前几位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也包括控股股东持股数与小股东持股数之比。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的大小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持股比例的多少也就决定了股东对公司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大小。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对企业控制权进行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监督,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而影响企业的治理效率及经营业绩。一方面,合理的股权集中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业绩的前提和基础,可以作为法律对股东保护不足的一种替代;另一方面,过高的股权集中度又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对小股东的掠夺。     

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论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建立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 :国有股权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国有股权比重应该如何调整。以截止 1 998年底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我们首次考虑了股权结构内生性可能 ,以及公司上市时 ,政府在决定国有股权比重过程中面临的逆向选择问题 ,即在上市前业绩较差的公司 ,由于其较差的初始业绩导致较低的可流通股发行额度 ,政府不得不保留更多的国有股 ,从而表现为上市前业绩越差 ,上市时国有股权比重越高的反向关系。给定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的独特制度环境 ,我们有以下发现 :( 1 )公司上市后 ,国有股股东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 ;( 2 )公司上市时 ,政府在决定国有股权比重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 ;( 3 )公司上市后 ,国有股权比重内生决定于公司利润最大化过程 ,上市后的业绩越差 ,国有股比例越低。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 :政府减持国有股不能“一刀切” ,而应以公司业绩为依据 ,首先在上市后业绩较差的公司进行减持。     

上市公司CEO变更、继任选择与公司业绩

文章以2003-2007年为时间窗口,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变更前后,公司经营业绩与CEO变更的关系,不同继任模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会引起CEO发生变更,非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可能性高于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后,公司经营业绩得到改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幅度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常规变更样本中,外部继任公司业绩改善程度优于内部继任公司;在非常规变更样本中,回归结果则相反,内部继任公司业绩提升幅度高于外部继任公司。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业绩提升主要来源于线下项目、非经常性损益类项目,而非公司的主营业务。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财务治理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两个角度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对债务期限结构和工具结构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流动负债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财务治理作用,虽然在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提升公司价值方面效果显著,但却不能有效约束经营者以促使其不断提高公司会计业绩;(2)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既不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也不能提高公司业绩;(3)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既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又能提高公司业绩;(4)公司债券由于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极低而与股权代理成本以及公司业绩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对财务治理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公司的管理经营权实际被经理人所控制,在关于如何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控与激励的讨论中,学界普遍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的经营与监督等有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业绩。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2006—2016年间中国房地产行业10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属性两个股权结构维度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通股A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法人持股比例与业绩负相关,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无显著性相关,高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无显著影响。     

财务杠杆对公司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财务杠杆对公司成长性具有积极、消极双重影响.鉴于现有文献中财务杠杆对公司成长性的消极作用,本文选取1998-2001年深沪两市2798个混合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在不同经营业绩条件下财务杠杆对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不同经营业绩下公司财务杠杆对成长性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对于业绩优良的公司,财务杠杆具有积极作用,举债经营可以促进公司的成长,而且,随着公司业绩的增强,财务杠杆所起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财务杠杆具有消极作用,财务杠杆对成长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中,"混合所有"有助于弥补市场化的不足,异质性股东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但需要避免在改革中引入新的不平等或低效率。本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公司治理领域提供了中国的独特案例。     

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相对效果评价研究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大多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特殊任命制下的公司管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能否达到预期激励效果,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日益受到公司股东与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与关注。文章以215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3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5家国有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其平均业绩排名变化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平均排名上升了23%,具有较好的正向激励效果。采用非参数检验法,对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公司代理成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没有显著降低,激励效果不明显。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Investment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n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firms in general and on the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in particular. To this end, we develop a simple model of moral hazard that take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to account. Within this moral hazard environment, we show that invest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internal funds. We further show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deteriorates the moral hazard problem, thereby making the investment level less sensitive to the amount of internal funds. This is the cas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renders the firm more or less liquidity constrained. To test the model's empirical implications, we employ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or the period from 1997 to 2003. We use the share of state ownership as a proxy for the severity of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firms with larger shares of state ownership exhibit lower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than firms with smaller shares of state ownership.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     

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产权性质、税收成本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文章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成本差异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为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须权衡股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税收成本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对税收成本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利分离程度较高,民营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公司最不偏好采用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以规避税收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实证结果支持了文章的假说,即不同产权所隐含的税收成本差异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管理防御对公司业绩影响实证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自利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管理者固守职位并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管理防御行为。本文从影响管理防御的管理者特征、管理者激励和管理者监督3个方面选择了8个变量,选取2003—2008年这6年连续上市的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管理防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管理者防御程度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其中管理者年龄、管理者受教育水平、管理者薪酬和董事会独立性与上市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管理者任期、管理者持股比例对业绩有负面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U型关系。     

The impact of equity ownership group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Ukraine

W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ownership groups on companies’ investment in Ukraine with a novel dynamic investment model where investment is based on present and historical levels of profitability (market-to-book value of equity) and lagged investment. Groups include state, insider, non-domestic, financial and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group (FIG) ownership. Contrary to the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past level of profitabili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investment; the majority presence of and increases in state ownership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s’ investment, as is the case for non-domestic and financial companies’ ownership. Insider and FIG ownership have no impact on investment. We explain the results by the extent of liquidity concerns (hard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measured by cash flow interacted with a dummy variable of majority ownership of the respective group, and the extent of asset stripping for the corresponding ownership group and relate them to over- and under-investment, and to the free cash flow or cash constraint hypothesis.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金字塔结构、所有制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追溯2003-2004年度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股资料,文章系统研究了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中国上市公司在金字塔控股方式下,公司的所有权分离度、层级结构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十分普遍,但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公司,其所有权分离度及层级结构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却呈现了很大的差异.只有在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金字塔控股结构中的所有权分离度、控制层级高低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所有制下,金字塔的形成动因不同有关.     

国有股退出程度的经济后果比较——对上市公司剩余国有股价值的分析

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国有股退出程度的不同在经济后果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非参数检验与回归分析均表明,国有股部分退出的公司在民营化之后的业绩扭转要差于完全民营化,回归分析还反映出部分民营化后未彻底退出的国有大股东有显著负效应。在大股东并存的产权类型上,民营大股东之间的共存比民营同国有大股东的共存对公司价值提升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