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既立足于解决城镇与乡村面临的突出问题,亦承担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责。文章通过定性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并基于2006-2018年的数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市域间二者发展差距收窄;(2)耦合度有所上升且保持在高位水平,耦合质量和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3)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双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呈现"弱—强—弱"的演变。基于此,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做好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协同;强化双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升协调水平。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 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 为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利用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为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6年黑龙江省4个时期13个地市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总体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度不高,长期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度指数为波动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结论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具有互动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7年甘肃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度值处于0.48～0.50之间波动,属于低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启示。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     

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文章在阐述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互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运用相关数学模型与计量方法,以山东菏泽市为例,分析了该市2000~2011年期间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三者之间互动变化及其所处阶段特征与优化改进措施,进而采用城乡统筹发展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自相关与滑动平均预测的方法,预测了该市2012~2014年间各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及其所处阶段特征。研究结果:(1)该市城乡统筹发展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2000~2011年间呈现出显然不同的3阶段性特征,从总体上看,此期间该市正处于过度调和与失调衰退并行期;(2)所预测的2012~2014年间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逐步由轻度失调衰退期向濒临失调衰退期下滑。研究结论:(1)该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城乡统筹发展失调形势依然严峻;(2)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是制约其城乡统筹发展耦合协调度提升与耦合协调类型优化升级的主要瓶颈。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时空耦合协调性研究

［目的］研判中原城市群城市化发展中产业非农化、人口与城市化土地非农化等多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与时空演变特征，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基于2006—2016年研究时段，评价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沟壑协调性。［结果］（1）从时序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和土地非农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总体下降、过程波动的变化趋势，其中2006年、2011年和2016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57、053和055，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从空间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耦合协调性空间格局经历了由环形到“T”字型再逐渐形成“三点”式的分布特征，空间差异明显。［结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应强化城市协同发展，增强引领示范作用；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优化产业空间格局，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是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