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转变研究：以农机服务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

培育和发展兼具生产、服务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一环。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内在关系和转变机理的讨论。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对农机服务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规模的内在机制与异质性影响分析,对此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①农机服务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正向影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规模;②但购买服务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农机服务的这种正向影响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表现出逐渐弱化的异质性特征;③在这一异质性影响之下,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买农机服务的概率,并增加了其自购农机使用的程度和向外提供农机服务的概率。由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以农地经营规模变化为表征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从农机服务需求者向兼顾服务供给者的角色转变。本文为思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建设提供了重要线索。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资产专用性差异的农机服务类型比较

引入资产专用性视角,将农机服务划分为通用资产服务和专用资产服务两类,并探讨农地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户对不同性质农机服务的需求。研究结果发现,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户的通用资产服务需求呈“U型”关系,与农户的专用资产服务需求呈“倒U型”关系,且自我服务与市场服务的替代与补偿关系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文中进一步检验了农地经营规模作用于农机服务需求的临界点,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仍处在临界点、之前的阶段,即农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对通用资产服务的需求越低,而对专用资产服务的需求则越高。因此,构建行之有效的农机服务体系应做到“对症下药”。对于通用资产服务,政府应该提高农机补贴,通过鼓励一部分普通农户购买小型农机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于专用资产服务,政府则应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培育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主体,以满足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     

自购农机还是服务外包——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以何种方式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土地农情特点,以水稻的收割环节为例,研究农户对农机技术采用方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当农户农地种植面积增加时,农民也会倾向于采用农机服务外包行为,而自购农机行为并不会显著增加;而且,农户种植面积平方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对自购农机行为影响也不显著。这表明在我国目前土地农情特点约束下,随着农户种植面积的增加,农机服务外包行为未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结构。基于此,文章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路径的政策导向在于从外部服务角度推进支持农户生产的机械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     

小农户与大生产:农地规模与农业资本化——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例

农机作业服务是农业资本化的主要方式,是衔接"小农户"与"大生产"的重要桥梁。但农户购买农机还是购买服务,以及购买多大价值的农机,其决策由哪些因素决定?本文通过构建不同规模农户的要素配置模型,分析农户决策的规模边界条件,采用全国9省1056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购买农机还是购买服务,取决于随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变化的生产目标:成本最小化、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表现为阶段性的资本投入行为:不采用农机、购买服务、购买农机;(2)农业机械和农机服务存在购买的临界规模区间,农地经营规模100亩左右的农户购买农机才符合规模经济,小农户购买农机服务是最优决策;(3)农地规模、农地确权激励农户扩大购买农机的规模,而土地细碎化、非农就业将抑制农户购买农机的价值。可见,中国小农经济走向农业资本化关键的一步,在于诱导大规模农户成为农机作业服务的供给主体,激发小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大机械生产需求,分类指导农户走差异化的农业资本化路径。     

服务外包与我国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理论逻辑与经验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已有文献针对土地规模对农户机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相关观点,理顺其中问题与逻辑,指出我国南方地区在人多地少的特殊农情与农地流转高交易成本的约束下,单纯追求经营个体增加土地面积的发展惯性并不能有效解决机械技术应用的规模性要求,过度依赖农地流转集中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存在一定理论与政策上的误导,需转向以"服务流动"聚合众多小农户机械服务需求的农机服务外包的机械化发展路径。进而,利用广东农户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影响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面积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影响不显著,但土地细碎化是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的重要制约因素;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对农户农机外包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农业雇工市场工价、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组织化程度及非农收入等禀赋因素及区域政策环境与经济环境变量的区域因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自购还是外包: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

在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约束下,依赖于土地规模经济的机械化道路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建立在分工经济基础上的农机社会化外包服务,是克服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入手,基于农地产权细分与生产环节分工的理论分析,借助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农村数据,采用IV ordered Probit等计量方法,从农业机械获取方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通过对农地经营权的进一步明晰与细分,降低了纵向分工的交易费用,进而促进了农户对农业机械外包方式的选择,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户在实际生产中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另外,从横向分工对纵向分工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受到农地经营规模和统一种植规划的调节作用。     

劳动投入、土地规模与农户机械技术选择——观点解析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梳理已有文献关于劳动力和土地规模对机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相关观点,对比分析不同观点的解释力、适用性及其内在逻辑,旨在从理论层面厘清我国特殊农情下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选择路径。分析指出:在我国特殊农情及其农地流转交易不畅的约束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路径需要从依赖于土地集中的机械化农场式发展道路,转向依赖于小农户农机服务需求聚合的农机服务规模经营,由此揭示出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和重点:一是推进支持符合农户多样化生产的机械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从追求经营主体的现代化转向追求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推进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发育,促进农户农机利用的"内置"方式转向市场购买服务的"外包"方式。     

谁更能从农机服务中获益——基于小麦产出率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河南省6县3179户小麦种植户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机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地产出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等规模农户的农地产出率较小农户和大农户更能从农机服务中得到改善。其原因在于,小农户更可能增加劳动投入,大农户倾向于自置机械以替代农机服务。进一步证据表明,中等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使用率更高,且农机服务与农地产出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研究表明,发展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未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随着农业主体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纵向一体化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经营的重要组织方式。从政策层面来说,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市场具有协调一致、相互推进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农户更愿意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基于对中日两国农户农机使用方式变迁的考察

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分化特征发现,中国农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和日本农户购买农机自用具有行为路径依赖特征。中国在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的农机作业服务体系是引发中日两国农业机械化道路分化的重要原因,使得中国在家庭承包制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农机作业服务主体迅速形成,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继续成为农户的主要农机使用方式。日本因农户购买小型农机自用的长期影响,在推广大型农机和发展生产托管的政策导向下,农户仍保持着购买农机自用的行为方式。中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存在改变了农户面临的要素禀赋特征,使农户以农机作业服务替代劳动力投入成为理性选择,进而表现为中国农户比日本农户更愿意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小农户如何走向农地规模化经营——来自农民工回流农户的证据

“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如何在传统农业改造中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促进小农户走向规模化经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农民工回流形成的人力资本补偿与经营方式转型,对于助推中国农业现代化及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考察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地转入及其规模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留守农户,回流务农农户具有更强的农地转入需求,且农地经营规模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回流农民工通过机械替代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性贷款,促进了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不同类型的回流农民工对农户的规模化经营具有差异性影响,其中主动回流、近期回流以及主业务农的回流农民工更有助于农户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另外,在地权稳定与农机服务供给完善的村庄情景下,农民工回流能发挥更大的农地经营规模扩大效应。文章认为,在诸多的小农户中,有过迁移经历的农民工回流务农农户能自发地走向规模化经营,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动员的基础性力量。     

农地禀赋、行为能力对农户经营收入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部分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农地禀赋、处置能力、交易能力对其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所在村庄地形地势、承包耕地的面积、肥力与交通条件、农户家庭务农人数、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技术服务满意度、雇工人数与农机设备价值、农户家庭在村级事务中发挥作用程度、运销加工服务能力等对其经营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承包耕地的块数对其经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耕地灌溉条件、农户间相互帮助、农资购买服务、农业生产服务以及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组织对其经营收入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此,要增加农户经营收入,应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引导农户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服务水平,增强农产品加工能力,并持续强化农业中介服务能力。     

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排序概率选择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细碎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益,对农户农地最优经营规模产生负向影响;(2)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使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减少;(3)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出意愿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增加,但农户转出意愿主要受非农就业影响。研究结论:为活跃农地流转市场,应采取农地整治等措施降低细碎化程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转入农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深化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非农就业岗位,以吸引农民市民化,使更多的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作业服务的双重角色及其动态转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围绕典型的农机作业服务,表现出从服务需求者向服务供给者转变的动态特征,但现有研究未将此双重角色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呈现着割裂的研究状态,缺乏对角色转变的逻辑阐释。鉴于此,本文在角色转变的动态视角之下,以农地经营规模变化表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过程,通过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不同农地规模阶段购买和供给农机作业服务所面临的交易成本的变化及其影响,构建探寻双重角色的形成机制和转变逻辑的分析框架。     

农业社会化服务：衔接赋能抑或歧视挤出

农业社会化服务被赋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重要使命,其经营成色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决策及其影响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设施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的提效、增收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充足、农地普遍细碎化情况下,经营规模的差异并未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服务的概率,小农户不会因为经营规模偏小而难以获得农业社会化服务;使用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提效增收功效,特别是通过要素补充与要素替代作用,小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规模经营农户,实现了提效增收“双衔接”。进一步强化这种积极作用,应继续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服务主体的功能和优势;创新服务机制,优化服务联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延伸服务领域,适当向产前、产后环节拓展;完善政策支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水稻栽培技术为例

目的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方法 文章基于江西省512份微观调研数据测算出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运用Tobit模型、PSM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9.32%;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规模户提升效应为28.18%,显著高于小农户的6.97%;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倒U型”关系;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不同分位点的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有递增趋势,同时对高效率组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低效率组的农户。结论 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同时鼓励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小农户如何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基于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视角

随着农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小农户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面临较大挑战,导致对全程机械化生产的需求愈发迫切。本文基于花生主产区河南和山东两省1171户小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小农户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分环节讨论,耕地服务、播种服务和收获服务对小农户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具有正向影响,然而田间管理服务则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检验得出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扩展性分析发现,全程农机社会化服务比部分农机社会化服务更有利于小农户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因此,本文提出建立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协调发展,是促进小农户有机衔接全程机械化的重要路径。     

家庭劳动力约束下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的影响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农地经营规模下农户种植行为选择，分析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关系。研究方法：门槛效 应模型。研究结果：经营规模扩大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过程会受到家庭劳动力禀赋的制约，即存在门槛 效应，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小于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导致种植结构变化呈“去粮化”， 反之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超过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结论：规模经营不必然引发 非粮化生产，因而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缓解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约束，并 以多种方式提高种粮收益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经营规模:国际经验与中国的现实选择

农地经营规模是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也是中国目前极具现实政策含义的话题。本文对农地经营规模变化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城镇化发展水平制约下,农业劳动力可能的转移规模这一现实约束的新视角,对我国未来农地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在总体上都无法实现户均百亩或千亩以上的大规模经营,户均几十亩耕地将是中国未来农地经营规模的常态。为此,应削减对过大规模经营者的扶持力度;同时,必须下大力气完善对兼业农户的支持服务政策,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目的 农地种植结构与中国粮食安全直接相关，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证粮食安全要实打实地调整种植结构，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OLS回归模型与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 （1）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2.533hm²。当农地经营规模小于拐点时，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非粮化”；当农地经营规模超过拐点后，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趋粮化”。（2）分粮食功能区考察，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但在不同粮食功能区产生了不同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3）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的“U”型曲线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提出发展农机服务市场、协调各区域粮食生产责任、引导农户签订权责明确的土地流转契约、增加政策性种粮补贴、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机制，确保农户种植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