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阐述了黔西南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特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快岩溶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应采用改善岩溶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要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确保全民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责任制结合，要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等对策。     

生态退耕背景下黄河流域耕地变化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目的 分析生态退耕背景下黄河流域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黄河流域不同区域耕地变化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旨在为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和耕地利用政策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2000—2020年黄河流域连续土地利用数据,利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量化耕地变化与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因果及空间交互关系。结果 （1）2000—2020年黄河流域年均减少耕地69.53万 hm²,还林还草是耕地主要减少去向,2020年和2004年是退耕还林还草高峰年,中上游是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区;（2）从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下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没有显著影响,上游地区长期退耕还林还草对农业产值增加有利,中游粮食产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低的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更多,中上游生态退耕对生态环境有显著促进作用;（3）从空间自相关结果来看,下游地区退耕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具有一致性,黄土高原南部和太行山附近退耕还林还草与生态环境指标呈高—高集聚,鄂尔多斯高原地区退耕与农业产值呈小范围高—高集聚。结论 退耕还林还草是黄河流域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退耕还林还草规模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关系异质性明显,且在部分区域存在因果关系,不同区域应当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不同用地策略。     

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及改善对策

在历史和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各级政府和人民采取措施并加大工作力度,农业生态环境整治有一定成效.本文分析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提出综合治理对策与措施,以期加快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整治进程.     

六合耕地土壤质量现状与改良利用对策

耕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耕地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统一。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六合耕地质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摸清现行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耕地质量的状况,有针对提出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措施建议,对于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南省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

［目的］通过选取相关的指标因子，针对耕地生态环境，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层面构建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并从数量、空间分布两方面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以增强评价结果的应用性与针对性。［方法］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选取14个指标因子，分析河南省不同区域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结果］从数量分布方面看，河南省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以一般区为主，占比达到4154%，承载力良好区最少，占比1193%。空间分布上，河南省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出由周围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趋势。三门峡市、商丘市等处于耕地生态承载力的第I等级； 郑州市、开封市等处于第Ⅳ等级。［结论］虽然文章针对耕地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结果可为河南省耕地生态环境的管理与监测提供依据，并服务于其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方针政策的制定。     

近年来湖南省耕地动态变化及保护对策

湖南省人均耕地已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且近年来耕地流失的趋势还在加快,耕地减少主要集中在生态退耕、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害毁地等几个方面.近7年来,湖南各地市表现出不同的耕地变化特征: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以及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地区,耕地变化率反而小;而相对落后的山区,耕地变化率较大.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湖南省耕地减少的三大驱动因素,分别是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耕地有关政策以及农业科技进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提高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复垦、改善生态环境、依靠科技进步等是当前保护耕地的基本策略.     

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的演变与反思

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经历了生态环境初步恶化、加剧恶化和改善等三个阶段,每一个演变阶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关。优化陕北农户耕地利用方式必须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耕地集约农业、注重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培育、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方面着力。本文分析建国以来陕北农村土地利用方式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寻求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改善双赢的陕北农村土地利用新方式的对策。     

四川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发展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全面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分析法对四川省农业资源的情况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四川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3种发展模式。挖掘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存在的农业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循环经济技术水平薄弱、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成本较高、农村劳动力匮乏等瓶颈问题。并提出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建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努力提高农业循环经济的科技水平,建立健全农业循环经济服务体系,加强农业循环经济治污理念等加快四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措施,以期为四川省及其他地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     

改进土地整治方式切实助推耕地保护——以云贵地区为例

正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土地复垦与土地整理来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而对于云南、贵州等这类山地多平原少,地形地貌复杂的地区,如何更好地发挥土地整治对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还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云贵两省耕地利用的现状特征云南和贵州两省地处云贵高原,属于低纬度高原山区,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较小,而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较大,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赋予     

基于生产和生态视角的土地利用工程项目效益分析

耕地在数量上的扩张是有限的,但在提升耕地质量方面却具有相对大的空间。土地开发整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补充耕地面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和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其本质就是有效提高耕地质量。本次研究根据黑龙江省宁安市玄武岩石板田响水米产业基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初步工程设计,结合农用地分等成果,对土地整理前后耕地质量、产能、生态变化情况做出评价,使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现重耕地数量到重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的转变。     

退耕还林区域后续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应用研究——以云南省元阳县为例

在建立退耕还林区域的后续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指标体系对云南省元阳县退耕还林区域的后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经济贡献率、林业产值率2方面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分析,从剩余劳动力转移率、产业结构变化率、基本建设投资额、恩格尔系数、土地利用率5个方面进行社会系统支持能力指标分析,从科技人员比率、义务教育普及率、人均基本农田占用面积3方面进行智力系统支持能力指标分析,从新增林地面积、水土保持能力2方面进行环境系统支持能力指标分析。     

耕地保护政策的内涵及其公平与效率分析

耕地保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能否实现。通过对耕地保护的本质内涵,包括数量、质量、生态、时间、空间和利益的保护等方面的详细分析,指出了耕地保护的出发点应该是保证耕地的农作物生产能力不下降,耕地保护的落脚点在于为农民创造一个健康良好的农业经营环境;然后从国家、农民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对当前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进行分析,最后对耕地保护政策的成效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用标准样地进行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预警探讨

研究目的:农用地分等成果中的标准样地能代表其所在小区域耕地质量特征,对设定范围内一定数量的标准样地进行监测,结合农用地分等结果,可以掌握该范围内耕地质量的变化情况,基于此探索建立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预警体系。研究方法:用标准样地结合遥感、GIS等手段构建体系。研究结果:给出基于标准样地的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预警体系初步框架。研究结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预警的实现是国土资源由数量管理向数量、质量并重管理的重要技术基础。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云南省X县退耕地调查

对云南省干热河谷地区-X县2005年度退耕还林工程进行实地调研,从研究区概况、调研情况、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等内容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后退耕时代退耕还林工程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农户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配套经费缺乏、林种比例失调、退耕农户生活无保障、规划设计粗放和后续产业发展滞后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制约了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提高,提出了建立退耕还林工程长期稳定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增加退耕农户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收入等对策建议。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整治规划方案探讨——以辽宁省沈阳市祝家街道为例

为大力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统筹安排、科学指导土地整治活动,在东陵区土地整治规划基础研究中,针对祝家街道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研究区主干道路辐射面积、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范围、最佳耕作半径及地形坡度等因素进行空间分析,定量分析这4个因素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结合基本农田和河流水面要素的叠加分析,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为整体拆迁区、保留发展区和优先发展区,并指明了17个行政村的整治规划方向.     

Prioritising land to be preserved for agriculture: A context-specific value tree

In Belgium 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gricultural land is under pressure for development of other land us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for setting priorities for preservation of land for agriculture. The method is based on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hrough which a value tree is formulated. This results in a list of criteria to define farmland value, which is explicitly linked to the objectives for farmland preservation. The value tree allows the list of criteria to be determined in a structured and consistent way.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hared vision on farmland preservation. The approach also incorporates context specificity, as shown by its application for farmland preservation in Flanders.     

基于SWOT—AHP模型的云南省经济林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经济林产业作为云南省林业经济中的关键要素,其积极理性发展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云南省经济林产业发展策略为研究目标,通过构建12个评价指标,运用SWOT—AHP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云南省经济林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对云南省经济林产业发展现状及策略进行研究证实。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经济林产业目前内部优势明显,但同时内部劣势相对制约其有效发展,为实现其在绿色经济大背景下的适时可持续发展,应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减少劣势影响的发展策略。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全国563份地方国土管理人员①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调查中国土地公有制和城乡二元特征影响下,地方国土管理人员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认知,探索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基于对全国不同省市563份针对地方国土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已有文献和社会现实,采用描述性分析和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大部分地方国土管理人员认为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应依据耕地面积、质量和区域特征,并认为耕地实际使用者和农村集体组织是最需要补偿的主体,更加注重分配可持续性与长效性。研究结论: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与经济发展、耕地资源禀赋以及耕地保护情况密切相关,在补偿分配观念上的积极转变是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农用地分等在基本农田划分中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基本农田面积的划分缺乏真正的理论基础和严格的科学论证;基本农田保护的效果、影响和方式等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从而影响实际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基于云南省农用地分等成果对农用地的数量、质量及分布特征与规律进行科学量化,并结合分析比较法划分基本农田的数量指标,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本农田数量与质量双重保护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Farm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s land use struc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China’s farmland transition (F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quantifying FT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and uses K-means clustering to quantitatively divide the phases of FT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T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phases from slow transition, rapid transition, to steady transition and innovation transition, and demonstrates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dominant transition phase,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rmland transition, mainly occurred during 2000–2010. The economic farmland transition occurred earlier, during 1990–2000. Spatially, the economic farmland transitio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to the inland. The “structure-function” transition of China’s farmland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has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phas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deepening phase, an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hase. Finally,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optimal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of farml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T, its challenges and people’s new demand for farmland fu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