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路径探讨

本文认为，粮食安全底线必须国内确保，在底线之上的奢侈性消费的满足则需要考虑两个因素；进口贸易“大国效应”的显现和粮食安全成本。特别是通过大量统计数据的处理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粮食进口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而国内粮食生产的成本已经很高，因此，进一步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粮食交易，会更有利于粮食安全保障的合理性。     

从世界粮食供给看中国粮食生产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对于粮食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中国国内粮食发生短缺危机．必然会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以弥补国内缺口．这样势必会导致国际市场上粮价大幅度上涨．造成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因此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世界的粮食危机。一旦中国粮食安全出现了问题，将引起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所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不仅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内涵、挑战与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对新时期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传统粮食安全观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大食物观”的新内涵。但中国粮食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结构性紧缺矛盾、国际市场风险等严峻挑战对新发展阶段如何确保粮食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国内要全方位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从耕地、农田、科技、利益、责任等角度入手,构建系统完整的保障体系;国际上要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积极参与粮食国际合作与治理,以高水平开放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必须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这是保证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21％左右，中国的大国效应决定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国内。中央指出．靠国际市场保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解决。而要解决粮食问题，立足点应建立     

中国利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小麦市场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粮食资源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必要补充。基于国内需求水平、国际市场供应水平和供给潜力分析,小麦是今后值得重点考虑的粮食品种选择。前苏联地区曾是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市场,经过解体后10年的农业生产恢复,2002年重新进入世界粮食出口市场,小麦生产量和出口量不断扩大,在国际小麦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给国际粮食市场的贸易格局带来了新变化。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利用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小麦市场的潜力、利弊和前景,认为中国利用该地区的小麦市场利大于弊,未来应该将这3个国家纳入中国布局全球粮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框架当中。     

充分发挥粮食主产区作用 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正粮食安全作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关乎各国的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十分旺盛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粮食主产区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缓解全球粮食安全态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省作为全国粮食第二生产大省,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较大贡献,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如何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河南粮食人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外溢效应及中国思考

俄乌冲突导致俄乌两大“粮仓”的粮食生产和出口遭受重创，国际市场粮食供应趋紧，粮食期现货价格全面上涨，粮食恐慌波及全球。因粮食安全问题中东和非洲地区长期具有脆弱性、持续性、敏感性、诱发性和政治关联性等突出特征，导致其粮食安全在此次俄乌冲突局势下遭受严重冲击并带动恐慌情绪向全球蔓延扩散，引发区域内粮食面临断供、社会动荡加剧和政治风险上升等一系列潜在不稳定因素，外溢形成全球性的粮食恐慌，促使粮食通胀压力剧增、国际力量分化、贸易保护主义扩散、粮食外交抬头等不确定性增加，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公共事件。中国作为粮食进口大国，应高度重视中东和非洲粮食危机和全球性粮食恐慌，树立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化国内生产供给能力，加强内循环和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粮食安全的“护城河”;加强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监管和监测，释放坚持对外开放的积极讯息，调控国内外舆论导向，稳定国内市场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整体预期；加强粮食贸易治理，开展粮食供应链的补链和强链工作，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为国内粮食安全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基于粮食市场视角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与市场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无论是数量型、质量型、还是可持续型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且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重心正由数量型粮食安全向质量型与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方向发展;此次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两个方面,且对国内市场产生的无形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改变中国民众的膳食理念,推动中国粮食安全的优化升级。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以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质量型粮食安全为保障、可持续型粮食安全为目标,现实操作中,可倚靠粮食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的支撑和保障,由此实现中国粮食保障的长久性安全。     

自由贸易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初研

我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在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解决和保障粮食安全问题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我国的粮食生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的粮食安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文章分析了自由贸易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而得出在当前较短的时间内,把国内供给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把粮食进口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辅助,既要通过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互通有无,减轻粮食需求压力,以确保我国粮食市场的安全与稳定。     

新形势下中国粮食自给战略

在政府对粮食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并将其提升为首要工作任务之后,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自给战略?这是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国粮食自给率变化的基础上,总结了未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并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粮食自给战略:以口粮自给为重点,审慎放开饲料与工业用粮;以加强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主,质量并重;统筹粮食贸易战略制定,高效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强化粮食产业的全球布局,保障粮源的有效供给;改革粮食安全储备体制,提高储备效率;拓展食物来源,减少粮食损耗和浪费。     

“变”与“不变”

眼下,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以保发展为由提出调整国土资源管理的思路,适当放松对资源的监管;更有甚者,借宏观形势的变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必要性.     

"三下"得"香"

某报载,日前,一县组织开展"三下乡"活动到某镇,农民们不但不"买账",还同带队的领导说"拜托了,以后别再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三下乡了"!"三下乡"遭遇尴尬,着实发人深思.     

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制--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制度突破及其意义

城中村土 地产权改制目的和基本思路 总 的 来说 ,城 中 村 土 地产 权 改 制 的目 的 就 是 要实 现 城 中村 的城 市 化改 造, 推 动 城 市化 进 程 。 具体 而 言 , 其基 本 思 路就 是要 在 现行 制度 体 制 框 架下 寻 找 到 一种 出 路 , 彻底 摆 脱 土地 所有 制 二元 结构 对 城 中 村城 市 化 发 展造 成 的 制 度障 碍 。 通过 将土 地 合法 地引 入 市 场 流通 、 显 化 土地 价 值 , 使城 中 村 村集 体 通 过 盘 活 土 地 资 产 获 得 改 造 所 需 资 金 , 使 政 府 能 够 统一 、有 效 地利 用土 地 , 使 社会 繁 荣 稳 定, …     

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

相当于非洲 56个国家人口二倍半 ,超过欧洲 44个国家人口总和的 9亿农民的中国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但是 ,中国直到近几年在农民温饱问题有所解决后 ,才想到靠种粮食卖钱奔小康 ,这种迟来的“觉悟”却正好迎面碰上入世“海水倒灌”的新问题 ,特别是美国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 ,使其卖进来的粮食比中国自产的还便宜 ,从而失去了农民的挣钱机会。一些有幸能够卖到国外的蔬菜、水果、茶叶和肉食品 ,因欧日美等国对中国农药残留量高和激素多采取了“技术壁垒”阻击而举步维艰。在中国入世后“出口农业”遇到严重问题之际 ,我们应该采…     

“专精”与“兼通”的经济学思考——评《刘以雷文集》

体现刘以雷同志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刘以雷文集》即将出版,我为他丰厚的成果能够问世,并为广大经济工作者多了一套有意义和价值的论著感到高兴.     

点击《决定》的四个"亮点"

这次《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是近些年来所发有关加强土地管理文件中覆盖面最广、规定最严格的一个重要文件。文件从执法、规划、补偿安置、节约利用与收益分配机制,到完善耕地保护责任制,共5款25条。《决定》也可以说是为了防止“三个暂停”结束后出现反弹而作出的硬性规定,对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加强土地管理与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次《决定》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四大特点。一是强调了土地征用审批的决策权。《决定》明确指出,土地征用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这就削减了县、乡、村干部在土地…     

也说"耦"与"耦耕"

“耦”是古代的一种农具，分为直尖和斜尖两种，它分别适用于不同质地的土壤耕作而采取相应的耕作方式。“耦耕”就是“持耦而耕”，是西周时期盛行的耕作方式。它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即“二人并耕”式和“人拉犁耕”式，但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根据劳动环境、耕作对象和劳动者双方的协作和熟练程度来决定的。它是介于锄耕和牛耕之间的重要耕作形式，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可以随着农业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提高而出现不同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