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怒江州易地搬迁人口的致贫因素与后续脱贫路径研究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所辖3县1市易地搬迁贫困人口的入户调查,归纳主要致贫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脱贫措施和实施路径,推动易地搬迁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方法 文章运用地理调查方法,从怒江州67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中随机选择了32个,在所选安置点中随机抽选621户搬迁户进行入户调查访谈,获取搬迁户基本家庭信息和主要致贫因素。结果 截止2019年末,68%的易地搬迁贫困户仍未脱贫,其主要致贫因素包括文化素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区域性因素以及发展动力、疾病、教育等家庭个性因素;易地搬迁贫困户的贫困类型有内源型贫困、外源型贫困和复合型贫困,区域性措施、普惠性措施、到户措施等后续脱贫的必要措施。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不是脱贫的充分条件,搬迁人口中依然有大量贫困对象,其后续脱贫需要厘清致贫因素、制定脱贫措施并构建易于措施落实的制度环境。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 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 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 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研究

甘肃省是全国最早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省份之一,易地扶贫搬迁为甘肃省精准脱贫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形势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面临迁入地产业发展带动能力弱、搬迁群众就业质量不高、社会融入难等诸多后续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安置地产业支撑、提高搬迁群众就业质量、扶助搬迁群众做好社会融入工作,只有搬迁群众住得稳、能发展、可致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怒江州泸水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资产,易地搬迁后如何利用好迁出地土地资源是保障农户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法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是我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文章基于该市的7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238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结果 （1）移民搬迁后加剧了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搬迁后农户对宅基地、林地、耕地选择撂荒的比例明显提高,所占比例分别为74.7%、35.7%以及76%;（2）不同的安置点农户对于“三块地”的利用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搬迁距离近的农户选择继续耕种土地的可能性高;（3）家庭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社会特征对搬迁后农户迁出地土地利用行为有重要影响,搬迁后农户生活生产方式转变、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务农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居住地到耕地的距离增加对土地利用行为有影响。结论 在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于“三块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搬迁后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比例显著提高的问题,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探索迁出地农户土地退出机制、构建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两山”转化实现生态产品经济价值。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     

基于融合发展业态的乡村产业潜力分析

目的 产业融合是新时期农村农业发展的载体,通过对乡村产业融合的路径探索,构建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融合发展业态下的哈尔滨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计算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分析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探究其系统指标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影响。结果 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程度在逐渐加深,尤其在2014—2017年,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产业融合逐渐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休闲农业产值、农业合作社、特色农业种植面积、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在提升哈尔滨农业整体效益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农业多功能型拓展。结论 （1）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且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但从贡献率来看,加强农业产业链延伸是现阶段促进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2）协调城乡发展关系,降低乡村产业生产成本,使农民真正从农业产业链中获益是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的关键。（3）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业多功能型拓展发展相对较好,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有较大发展潜力。（4）哈尔滨市在农业产业价值提升上应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要求,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有效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效率。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道路探析——以安徽岳西县为例

正易地扶贫搬迁是"五个一批"工程之一,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随着"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逐步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重点从"搬得出"转向"后续发展"。为了解易地扶贫搬迁农村集中安置后续产业就业发展情况,课题组于2019年12月赴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开展了专题调研,走访了3镇3村。     

持续推进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振兴

目的 揭示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方法 文章基于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及我国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关政策体系，对目前我国的农业生态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 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绿色转型发展正在逐步实践完善，各地正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挖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制度机制不完善、特色产业同质化严重、生态产品技术体系不健全、人才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表明在乡村“+生态”和“生态+”的业态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结论 为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进程，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优化整体特色产业链、建立健全相关生态产品技术体系、重视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居民素质提升。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由行政化主导的易地扶贫搬迁对实现脱贫攻坚历史性目标起到重要作用,但短时间内大规模搬迁也可能使安置区面临产业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缺乏保障、移民群体社会融入困难、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需要做好后续扶持工作以实现转型发展。通过构建由易地扶贫搬迁主要相关方组成的分析框架发现:移民群体稳定脱贫与改善生计的意愿是安置区发展与转型的内生动力;中央政府推进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形成转型发展的宏观引领;基层政府在安置区这一特殊治理场域中有效落实政策与开展创新探索成为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动力;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有助于安置区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基础,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使安置区就业与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未来,安置区在规避和化解搬迁群众返贫风险的同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而实现产业稳步发展、就业有效保障、社会融入有序推进。     

不同生计模式下六盘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研究——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目的 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耦合协调有助于全面了解移民的生计问题,对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以甘肃省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2019—2021年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选取测度指标并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值,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对生计模式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生计模式下移民5项生计资本间的关系。结果 （1）生计资本内部耦合水平总体较低,处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2）非农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分别为0.299和0.230,是最为接近中度耦合和过渡协调阶段的生计模式;（3）两类兼业户的次之,处在（0.15,0.3）的区间内,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4）纯农户的较低,为0.172和0.223,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5）补贴户的最低,耦合度、协调度均在（0,1）的区间,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结论 古浪县不同生计模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和差距,导致其耦合协调性较差、差异较大。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扶贫背景下扶贫资产管理的实践与机制创新

[目的]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区形成和沉淀了大量的农业、产业扶贫项目资产,而扶贫资产管理作为持续发挥项目效益、巩固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试点地区实践情况亟待加以梳理与分析。[方法]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流程化管理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扶贫资产内涵及部分试点地区实施现状,在解析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扶贫资产"七步法"的流程化管理模式。[结果]部分试点地区积极探索扶贫资产管理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部分地区仍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收益分配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而完善扶贫资产管理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管什么"和"怎么管"的难题,进一步实现管理效率的提升。[结论]各地区应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实施差异化的扶贫资产管理模式,切实提升扶贫资产管理效率为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奠定基础。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目的 川西北高原藏区是贫困人口聚集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展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仍然难以准确理解。方法 文章应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和GIS空间分析等模型,探究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和贫困发生率变化的交互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变化的各主要因子适宜特征。结果 （1）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存在三大热点区域和三小热点区域;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低—高聚集（LH）异常值区域。（2）GDP密度、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均耕地、人口密度、总辐射等6个因子是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3）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差异显著,存在自然制约型、交通制约型、经济制约型和社会制约型等4种类型。（4）各因子之间呈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强单因子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揭示的影响贫困发生率各主要因子最适宜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维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巩固扶贫成果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扶贫时代,应当对热点地区、主导因素和不同类型贫困村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构建多种产业模式。     

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